铲除俄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很快就获得了国际语言的性质。这无疑是苏联威信的标志之一。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国际联合会，团结了世界上76个国家的6万多位俄罗斯语文研究者。年召开了该国际联合会第10次会议。现在，在任何国家，总能遇到或多或少掌握俄语的人。然而，有的国家却在起劲地排挤俄语。尽管俄语在全世界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国家还是要这样做！众所周知，联合国已经宣布，俄语是世界性官方语言之一。
但是，在民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俄语却被推上了政治问题的风口浪尖。目前正有两种倾向愈演愈烈。第一种倾向——人们希望提高本民族语言的地位，提高它在建立国家、形成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而这恰恰与第一种倾向相反：增长了“语言的不可兼容性”。这一在改革中出现的罕见现象，成了民族关系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使之蒙上了一层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色彩。语言因素开始被用来确定一个人是“公民”还是“移民”，是“原住民”抑或不是。在获得完整主权之后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这种现象是现实存在。语言问题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波及了儿童的心灵。
当前，俄语在后苏联时代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
在大多数国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除白俄罗斯以外，都通过了有关语言的法令，宣布只有“主体”民族的语言才能作为国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可以当做官方语言，与国语平等使用。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俄语或者被归入外语，或者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或者简单地作为一种不相干的语言。在很多国家，俄语被排除在官方公文用语和社会生活以外。正如我们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例所看到的那样，没有掌握当地语言的居民，只好自动丧失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利。
某些国家大批关闭了俄罗斯幼儿园、学校、文化机构，在用俄语教学的高等院校里削减了班级、系和分院。现在，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难以企及的，不仅是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甚至还包括普通教育，因为实际上教学已经全面转为使用“主体”民族语言了。
教科书对大多数历史事件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令人深感不安。这些评价往往带有公开的反俄倾向。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在如今这些主权国家的发展上所起过的作用遭到贬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心目中对自己精神文化的根源出现了扭曲的认识。俄罗斯剧院和图书馆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回到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共和国已经开始施行强制同化非主体族群的计划。议会讨论了旨在排除俄语和其他语言的教育法。可是俄语乃至其他语言，乃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母语。非拉脱维亚的国立学校数量不断减少。到以非拉脱维亚语授课的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绝不可能。即使在私立学校，政府当局也要求一部分课程只用国语教授。这样一来，建立在双语原则基础上的教育体系遭到了破坏。现在推行的教学制度是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制度。应该指出，这些歧视措施得到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的发展规划的支持。
国语法把俄语宣布为外语，规定在劳动、公共信息等领域，以及在任何国家机关办事，只能用拉脱维亚语。
自从年4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来，这一领域的事态每况愈下，因为该修正案排除了在各级立法和政府机关、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关，其中也包括少数族群聚居地区使用俄语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正在对非拉脱维亚居民施行强制同化。
我想提醒读者，在与拉脱维亚毗邻的芬兰，就存在着两种国语——瑞典语和芬兰语，尽管瑞典人只占该国总人口的8％。
年2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对年6月颁布的教育法的修正案。把俄语排挤出教育领域本来就是该教育法的宗旨。而修正案则更进了一步：完全消灭俄语——2月修正案实际上就是在学校里彻底清除俄语。
从年9月1日起，根据修正后的教育法，在俄罗斯学校确定了“按60％比40％”的比例安排课程，即60％的课程用拉脱维亚语讲授，剩下的40％用俄语。属于用拉脱维亚语讲授的科目有数学、地理、经济学基础，甚至还有体育课。与此同时，一年级用于讲授俄语和文学的课时，每周只有4小时。用4个小时怎能教会7岁孩子读和写？
拉脱维亚当局的政策旨在根除俄语，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年在共和国内一次次爆发“学校暴动”。几万名中学生、家长和教师涌上里加和其他城市的广场，要求为他们保留母语——俄语。“斩断伸向俄罗斯学校的魔爪！”“大家在一起就是力量！”“拉脱维亚是欧洲的耻辱！”“改革完蛋了！”诸如此类的口号表达了他们的立场。看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已经被折磨得忍无可忍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回忆起年在南非共和国发生的最强大的起义——索埃托“中学生起义”吗？而起因不就是剥夺了黑人受中等教育时选择语言的权利吗？
年8月，议会的20名反对派议员向拉脱维亚宪法法院起诉，控告所推行的中等教育改革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同年5月，宪法法院驳回了这次起诉。
拉脱维亚当局企图把这些反对学校改革的抗议行动说成是某种外来势力反对该国的阴谋。在里加，当局担心，以推迟改革的形式向抗议者让步将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直到今天仍能左右拉脱维亚的政局。然而当局拒绝就改革进行谈判的主要原因，根本与此无关。问题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手中没有推行这种改革的有力的理由。拉脱维亚人承认，改革的主要理由就是为“占领”拉脱维亚而向俄罗斯人报复。其他的理由看来更加苍白无力。
里加杜马安全和法制委员会意欲向议会呼吁修改刑法。据该委员会的意见，因举行社会活动而破坏法制，其组织者应受到严厉惩罚——监禁，刑期可定在10年以下。该委员会领导人维勒克斯向记者宣称，是俄罗斯中学生的群众抗议行动促使议员们通过了这一决定。一位保卫俄罗斯学校运动积极分子说，局势迫使人们得出结论：原来拉脱维亚的教育改革早已划归内务部掌管了。
为了消灭“俄罗斯精神”，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走得更远。近几天拉脱维亚内务部煞有介事地宣布，说欧洲人权法院驳回了国内那些试图对自己姓氏“拉脱维亚化”表示异议的居民提出的起诉。类似的案例在拉脱维亚真是举不胜举。俄国诗人普希金在拉脱维亚被改称为“普斯金斯”。可是，要知道，俄国人是绝不会，比方说，把莱蒙德?保尔斯改名为“保尔索夫”，把莱姆?瓦伊库勒改名为“瓦伊库列夫”??
顺便说一句，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凯—弗列别尔加宣称，她的共和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不希望继续使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个带有“苏联”烙印的说法。据她说，这散发着年的气味，那一年“苏联威胁我们，要求建立他们的基地”。
拉脱维亚肆无忌惮地疯狂攻击俄语，将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明天俄语在这里消失，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拉脱维亚语也会在地球上消失，而生活在现在所谓拉脱维亚共和国领土上的居民，将会说上一口支离破碎的当地样式的英语。到那时将不会有人挺身保护拉脱维亚文学——谁也不会再想起它来。
禁止孩子们学习父母的语言——这是对国际法准则最粗暴的破坏，拉脱维亚向建立种族隔离制又迈进了一步。在南非共和国消灭了这一被联合国宣布为“可耻的反人类罪行和可憎的体制”以后，全世界都以为这种体制似乎再也不会复活了。然而在欧盟的默许之下，种族隔离制却正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生长发展。
还有一个决定足以说明拉脱维亚当局对待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态度。众所周知，在里加有一座彼得大帝的行宫。这座行宫是在拉脱维亚加入俄罗斯之后，由该市赠送给沙皇的。彼得大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于访问该市时曾不止一次在该处驻跸。在较晚时期对这个建筑进行改建时，伟大的拉斯特雷利②也曾参与过这项工作。
从年到年，占据这座宫殿的是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社团。当时计划把宫殿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心和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历史博物馆使用。然而，宫殿被拍卖了，社团和图书馆被赶到了街头。这样一座历史古迹被改造成了居民住宅大楼：在里加老城区住宅是很值钱的。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国的数十万同胞成了按种族特征受到歧视的牺牲品。其结果是俄罗斯本身受到贬损——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向拉脱维亚议会发出不要迈出这一步的呼吁之后，这个反俄的法令竟立即出笼了。在北约武力保护伞下，在欧盟政治庇护下，拉脱维亚沙文主义者厚颜无耻地拒绝了莫斯科的呼吁。俄罗斯议会挨了拉脱维亚“同行”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气焰嚣张的反俄分子实行劝说政策只会徒然助长他们的放肆无礼。这个法令通过以后，一个拉脱维亚政客公开把我国数十万同胞称之为“白痴”，他侮辱的不只是我们在拉脱维亚的同胞，而且是整个俄罗斯。
立陶宛该共和国人口总数约为万，其中立陶宛人占80％，俄罗斯人占8％，波兰人8％，白俄罗斯人1．5％，此外，当地还有一些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非立陶宛居民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南部，日常使用俄语和波兰语。
年3月11日，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独立，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实现国语地位限期的决议”。从年1月起，该国全体居民必须转而使用国语（即立陶宛语）。然而，行政当局并没有承担任何向居民教授立陶宛语的义务，而是把此事完全承包给一些首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和商业机构。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发生在立陶宛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时期！
年4月，立陶宛共和国政府通过决定，其中划定了在国家机关担任这种或那种职位所需掌握立陶宛语的三个级别。由于这个决定，实际上所有非主体民族都只能被迫放弃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原因就是他们的立陶宛语掌握得不够好。
用主体民族语言教学的时间和质量、立陶宛语语法的复杂性（这是最古老的欧洲语言之一），使得在极短的限期内掌握它成为不可能。尽管这一决议首先涉及的是俄语公民，但国语委员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立陶宛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母语的高级别考试。
毕业于非立陶宛人学校的考生必须先通过立陶宛语面试，为此还要交纳费用。只有经过这道手续，他们才有权把证件交到学校。这种行动，除了评价为按照民族特征搞公开歧视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释。
年立陶宛颁布的国语法规定，任何反对国语地位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为了监督这一法令的执行，建立了一个拥有极大特权的专门机关——直属议会的立陶宛共和国国语监察局。
俄语被彻底排除在官方公文应用和社会生活之外，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开展活动的国家机关、商务机构及其他机构一律不得使用俄语。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少数族群社团举办的活动中，才不禁止使用俄语。在立陶宛，对违法者要广泛课以行政处罚，其方式为向相关领导人和负责人处以罚金。
对使用国语的硬性要求导致的后果是，甚至在俄罗斯学校，连各办公室的标牌、直观教具、教学文件、教学日志、学生日记，都一概要用立陶宛语书写。此外，还必须以立陶宛的方式书写学生姓名。这自然引起家长的愤慨。
在立陶宛允许用俄语教学的，实际上只限于普通中学。如想受到用俄语教学的高等教育，只能够到师范大学的斯拉夫语文系，可那里总共只有一个班，收纳20个学生（仅仅20个人啊！），而在其他高等院校根本不用俄语教学。
可以预见，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的学龄前和适龄教育机构，以及文化性设施，数量将急剧缩减。在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受过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将不会有俄语居民的代表。
在保障我国同胞的信息空间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政府通过媒体提供的俄语信息，极其贫乏而片面。该国电视台用俄语播放的节目，只有每天一次的“新闻”（每次10—15分钟）。民族广播电台给俄语的广播时间也只有一小时。
在立陶宛，白天只有国家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一家播送节目。不错，那些较比富有的人，拥有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人，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所有主要电视频道。但基本的俄罗斯群众却很少能有人充分就业，即使能有活儿干，也是辅助工作，因此他们对看这类节目连想也不敢想。
俄文报刊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最容易读到的便是《EtybocPtac》、《立陶宛信使报》、《述评》、《共和国报》等几份周刊，但它们出版的数量不多。可是，第一，这些报道谈的不是俄罗斯人在立陶宛的生活，而是用俄语讲述立陶宛的生活；第二，整个材料最好的部分是“昨天的”俄罗斯报刊文摘。在报刊亭里花费商业高价可以买得到个别的俄罗斯出版物，可是它们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
由此观之，立陶宛当局的政策从不考虑俄语居民在立陶宛居住的历史条件，他们学习立陶宛语的困难，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立陶宛当局实际上是在推行对这些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
立陶宛政府文件中只字不提俄罗斯学校中俄罗斯文学课时急剧减少的状况，在教学大纲中，除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目前都放到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中去讲授。
立陶宛官方材料断然说，为学习国语创设了良好条件。但却只字不提这种为居民开设的短训班是收费的。
存与邻国拉脱维亚对比的情况下，乍看上去，立陶宛的俄罗斯学校和俄语教学等问题，状况要好得多。可实际上立陶宛的一些事态进程——其中包括俄罗斯学校的“改组”——同样令人担忧。
各级官员中都有一些人对不民主的国语法随意加以解释，在执行中随意性也很大；少数族群的民族文化空间遭到急剧压缩；加之他们所执行的学习和教育体制——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非主体民族”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加速同化。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家长也认为自己的孩子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已无前途可言，于是把孩子转入立陶宛学校。社会学抽样调查表明，在10所维尔纽斯立陶宛学校的低年级，有25％—30％是非立陶宛学生。俄罗斯学校的生源已经呈现萎缩倾向，人数大为减少，学校的最后关闭指日可待。
据生活在立陶宛的专家的看法，必须通过一项比较民主的国语法，扩大立陶宛非主体族群的信息文化空间，制定少数族群学校章程，方能保留少数族群的民族同一性，和谐地达致与立陶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
从道德和政治的观点来看，立陶宛既不应该允许以损害某些族群学校的利益来解决另一些族群学校的问题，也不应该允许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行事。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在解决这类微妙敏感的问题时，作为出发点的设想应该有足够的根据。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应以其他文明国家为榜样，必须放弃在熔炉中“熔化”立陶宛少数族群的思想。只有每个民族都保持自我，都能珍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各民族有机团结一致的局面才能出现。
爱沙尼亚在爱沙尼亚，俄语的处境同其两个南部邻国一样令人担忧。看来，对发展爱沙尼亚文化和爱沙尼亚语言的必要性未必有人会持有异议。但是，这不应该靠伤害俄语族群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根据护照封皮和族属来随意“理解”国际法和人的自由权利。
必须特别强调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传媒手段的景况不容乐观。如果说在拉脱维亚尽管要通过有线电视，但总算还能看到俄罗斯电视节目的话，那么在爱沙尼亚，全共和国规模的俄语电视节目就根本没有。这种节目只能靠几个现有的爱沙尼亚频道来转播。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居民有1／3是俄罗斯人的国家里！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主要定位在宣传鼓动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对非本土居民开展同化的意识形态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末，拉脱维亚出现了一个新词——“阿特莫达”，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觉醒”——当然是民族的觉醒。如果“阿特莫达”这个词的始作俑者不是雅?彼特斯，那么我本来不会去注意它。
我们清楚地记得，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居民同拉脱维亚人一道参加“觉醒”群众大会，喊出的口号是：“为了你们的和我们的自由”。现在自由了。可是，接着就出现了最初的怀疑：“怎么会这样呢，在一起并肩战斗过，而现在我们却成了二等公民？”“你们根本连公民也不是，”——“民族意识苏醒后的”往日同志回答他们说。于是，不得不与这种新生活妥协。更有甚者，他们居然又成了“占领者”，而且，那些反法西斯老战士还要受到审判，在他们的个人护照上还要注明是“非公民”。
随着北约一道，又来了一些身着军装、佩戴星条小旗的先生。他们到此并不是为了欣赏多姆斯克大教堂的管风琴，也不打算把里加电影制片厂变成一个新的好莱坞，更没有在寒冷、荒凉的沿海地区为他们建造创作之家，没有把安?乌皮特、雅?莱尼斯的作品翻译成“莎士比亚的语言”。甚至连我们说过的“觉醒”的教父雅?彼特斯的作品也同样遭致冷落。这些新来的先生蔑视民族天才，若是新修建一些妓院，新开张一些麦当劳嘛，他们倒是会感到需要的。
在结束评论我们的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民主”国家的遭遇、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语言问题时，我不禁想起一句英明的箴言：“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然而，这些国家当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句箴言。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遗憾的是在这些年里，问题的状况已经变得“稳定”了。俄罗斯强国被人吐了满身口水，可是这个强国却装模作样，说这是上帝施予的甘露。据说，今后还要表现出克制力，要等待里加、塔林和其他的“政治家们”成熟起来，等待他们学会国际上的礼貌。等着瞧吧，一旦它们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那里的成年叔叔一定会罚他们站在墙角反省的，因为他们侮辱了最可敬最可爱的伙伴俄罗斯，要知道，这个伙伴已经是“八国”成员之一，是与北大西洋公约、欧盟等合作的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了。毋庸置疑，北约和欧盟暗中是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对俄语居民的歧视和对俄语的排斥的。否则的话，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波罗的海的家伙揍个鼻青脸肿了。只需欧盟的主要和平缔造者索拉纳（下令轰炸南斯拉夫的正是此人）眉毛一扬，那里的一切就都会得到调整。
如果把各种“开心事”（如俄罗斯加入了“文明国家”俱乐部，与这些国家签订了无数的伙伴和合作条约等等）抛在一边，那么欧盟和北约不顾俄罗斯外交部的抗议、说服和痛苦呻吟，执意东扩，便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的余波了。我们这些亲爱的伙伴连续不断地强化苏联解体的成果，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迫使俄罗斯为了民族利益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占领的阵地撤出，向东方后退。
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纳入北约和欧盟，这为改变欧洲政治领土地图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一步是有意识迈出的，具有挑衅性。长期以来，北约和欧盟一直未敢迈出这一步，直到确实认定，不必把我国对北约集团提出的不得越过“红线”的警告认真对待，才有了这个动作。
说到这儿如何能教人不想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分界线”呢！难道北约和俄罗斯地理上划定的“红线”，不就是年划过的那条线吗？为什么如今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主权国家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呢？答案很简单，今天的新主子——欧盟和美国使他们称心如意。可是历史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朋友朝三暮四，瞬息多变，这不会吓退新伙伴吗？或者新伙伴需要的只是这些国家今天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其实，所有这一切，世界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都经历过！
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北约和欧盟的新成员来说，为了巩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政治领土新格局并使之具有进一步的稳定性，一个要素就是从这些国家排挤出当地俄语居民的主要部分，并强制同化剩余部分。这一政策具有长期、整体的性质，绝非无足轻重。这里讲的是针对受歧视的非主体族群采取的极其广泛的措施。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当大一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原住民，实行的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民族歧视。
如果认为北约和欧盟似乎看不到和不明白这一点，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默默地鼓励赞许，不过又在一旁监视，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在国内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事态不至发展到严重过火的程度。时至今日，这种严重过火的行动还没有发生，于是，大规模歧视俄语居民的政策便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正教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东正教的特点是这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东正教一直处于与天主教和新教的直接接触和斗争之中。无疑，这不能不在整体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关系。
当地许多人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把它看成一个使该地区俄罗斯化，向本土居民传播他们所不熟悉的“野蛮东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与此同时，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国人，以及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系统地为日耳曼骑士团和西方宗教在该地区历史上起到的丑恶作用进行辩解。
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奴役。为了使这些民族驯服，天主教神甫和牧师放下十字架，拿起了皮鞭和长剑。然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然企图把天主教和新教描绘成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
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在爱沙尼亚的历史，证明东正教的学说在各个时代都是主张和平友好的宗教信仰。它不以强制和恐怖手段强加于人。东正教宗教促进教育，支持民族利益，抵制随天主教和新教来到该地区的奴役者。
近年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获得主权以后，采取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做法，肆意歪曲国内各族群宗教生活的实际情景，千方百计在信仰东正教人民的生活中排斥传统的宗教信仰。我用以写作本节的材料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东正教，无论其起源还是生存发展，都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是政治家们用任何办法也无法破坏的。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基本宗教信仰并不单一，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爱沙尼亚，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70％，东正教教徒——20％；在拉脱维亚，路德派新教教徒占40％，东正教教徒——35％，天主教教徒——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东正教教徒只占4％。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中，态势对东正教最不利的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对东正教的势不两立看来有其历史根源。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3世纪该地区就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因此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深，不过这种影响却远非时时都能起促进作用。
在爱沙尼亚，教会和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明显的是一些政治活动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挑唆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仇恨。
在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成了东正教最热的“热点”。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陷入了困境，尝到了苏联解体以后民族主义崛起的苦果。年5月，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写给爱沙尼亚教区委员会的致敬信里说：“从民族联系和民族文化联系的观点来看，获得独立的过程和爱沙尼亚公民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并非时时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爱沙尼亚政府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制止对俄语居民——几万名东正教耶稣信徒——信仰自由的伤害。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受到压力，他们被要求自发地切断由教规所规定的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联系。
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被彻底分裂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单一民族、非单一宗教信仰的爱沙尼亚社会内部出现严重不和。但有一个事实却很引人注目，就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新教教徒，都没有遭遇分裂的悲惨命运，因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在爱沙尼亚境外，而路德派新教，和东正教一样，在苏联时期有着平行的国外教会。
为了让读者对各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世俗国家不应介入这一冲突的宪法规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爱沙尼亚教会冲突的历史。
年4月，按照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决定，科尔尼里大主教向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报告，要求恢复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于年由大牧首吉洪授予的独立地位（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希望保持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合乎教规的从属关系。
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科尔尼里大主教收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定，其中重申了年神圣大牧首吉洪授予爱沙尼亚东正教独立地位的决定。该决定认定，爱沙尼亚东正教是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开展活动。这一决定还任命科尔尼里主教为教区住持主教，授“塔林及全爱沙尼亚”主教衔。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议在爱沙尼亚宗教人士中引起的反响不一：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慨。爱沙尼亚东正教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反映出与会各方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
年4月，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召开了地区宗教大会。会议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大会的总结文件中反映了教会对继承权问题的意见：“大会认为，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是爱沙尼亚东正教遗产的继承者”。
与地区宗教大会同时，在塔林的主显圣容大教堂，也召开了一个与之唱对台戏的会议，名叫“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宗教事务管理局扩大会议”。年4月29日，该会议向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巴特罗缪发出呼吁书，把自己称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公民东正教主教教区信徒会”。正如所见，取得这种信徒资格的标准，乃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国籍。
合法的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代表虽经多次向政府当局呼吁，但他们获得继承权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国外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及其在爱沙尼亚的追随者掀起宣传攻势，宣布合法教会组织为“占领者的教会”、“第五纵队”、“莫斯科的爪牙”。而所谓“流亡”机构反倒成了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区的合法代表。
通过媒体发动的凶狠攻势，超出了伦理道德所允许的范围。谎言连篇累牍，给科尔尼里主教和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画了一些下流的漫画，而阿列克西二世是一位出生在爱沙尼亚，为这个国家东正教教会服务近40年的长者。
以科尔尼里主教为首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力争进行合法注册，但始终没有结果。年10月5日召开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会议表示，决不同意爱沙尼亚政府针对当地依法成立的东正教主教教区所阐明的立场，并为此深表悲哀，因为这一立场破坏了基本人权，与全欧信仰自由的标准相悖。宗教事务管理局人员决定，要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希望对“流亡的宗教事务管理局”拥有审判权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上司能作出英明决定，以防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遭到毁灭。
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访问芬兰，在此期间他对邻国爱沙尼亚的“亲爱的孩子们”发出呼吁。在呼吁书中大牧首号召信徒们“尽快复兴爱沙尼亚自治的东正教教会，直接与普世大牧首教区发生关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阐释这一想法时写道：“??即使将来能把对苏联时期的记忆从头脑中抹去，我们仍清楚地知道，俄国巨人的块头和力量依旧会使爱沙尼亚感到威胁。因此我们理解某些担心：如果你们这些信奉东正教的爱沙尼亚人继续受到俄罗斯大牧首教区的制约，你们就会被认为是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危险邻国的帮手”。
呼吁书里有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直接攻讦，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的存在称做“斯大林暴政的最后残余”。给人留下格外不快印象的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竟公然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散布敌意和不信任，把俄罗斯称做是爱沙尼亚的“危险邻国”，认为爱沙尼亚居民把不愿改变俄罗斯教区管辖关系的爱沙尼亚东正教公民看成“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
这个步骤使国内宗教生活中的对抗更加尖锐。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多次规劝对于大牧首巴特罗缪不起丝毫作用。不能不指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有一种明显不符合东正教大会精神的倾向，就是把在当地有教民的各教区完全排除在决策之外，独断专行地解决教会问题。
莫斯科大牧首意识到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在威胁着宗教界，于是三次派正式代表到君士坦丁堡去谈判，同时又在莫斯科接待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的代表团。
尽管如此，年2月20日，君士坦丁堡依然秘密决定，成立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管辖下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俄国教会只是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媒体上，才得知了这一消息。
在年2月22日会议上，俄国东正教大牧首教区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通过决议：“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针对爱沙尼亚东正教社团所策划的行动，乃是反教规的举动，它可能导致我们两个教会中断圣餐祈祷仪式的交往??”在拍发给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的紧急电报中，会议对类似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在俄罗斯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交往中断后不久，东正教教会的许多首领和宗教活动家纷纷向两教会领导人提出请求，希望尽快停止这种分裂行动。
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达成协议，两个东正教教会都可以在爱沙尼亚继续开展活动，并各自分属自己的大牧首教区。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共有84个东正教教堂，其中有54个隶属君士坦丁堡，6个动摇不定，其余的隶属莫斯科。
年8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各派代表团进行新一轮谈判。三天谈判的结果，两位大牧首达成协议。他们宣布意欲同爱沙尼亚执政者谈判，公开决定下属各教堂的合法地位及财产问题。
年末，东正教教会历史上这场被媒体多次称为“分裂”的最严重的冲突，终于通过妥协得到部分解决。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教会一致认为，分属两大牧首教区管辖的各个教堂在爱沙尼亚领土上都可以存在。严格说来，这种决定既不符合宗教法规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并不公正。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教会财产的所有权应该属于谁？过去几年，莫斯科大牧首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不止一次会晤商谈，“共同努力调解财产问题”，但都无果而终。
莫斯科大牧首教会不得不与爱沙尼亚政府当局达成妥协。例如，塔林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曾获准进行民事注册。该教堂获得了法人权，并得到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的特殊庇护，成为直属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即直属莫斯科大牧首管辖的大教堂。该教堂合乎教规地成为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的具有自治权（独立权）的一部分。
直到年4月，在爱沙尼亚新总统阿?吕特尔就职以后，在爱沙尼亚议员和商人们的压力之下，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才按章得以注册，在长达9年的过程中，该教会居然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
在获准注册以后，前面提及的财产问题就突出到了第一位。爱沙尼亚内务部向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提议，要该教会租赁18幢教会用房，为期50年，每月象征性付租金一克朗（合50美分）。莫斯科大牧首教区一直不同意租赁这些它认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合法私产，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在年10月，都主教科尔尼里和爱沙尼亚内务部部长签订了相应的文件。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爱沙尼亚就没有任何人想到让路德派新教教区租赁房屋呢？
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就爱沙尼亚教会一事产生的争论，乃是两个大牧首教区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典型插曲。在几乎整个20世纪期间，君士坦丁堡教区受到敌视苏联以及后来敌视俄罗斯的一些国家支持，一直不断企图削弱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地位，并且在爱沙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推行这一政策。
其结果便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陷入严重分裂：拥有教民的50个教区选择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辖；30个教区和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教民总计约5万名到10万名，依然忠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既反映了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就今日而言，显然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乃是原苏联领土上唯一不曾解体的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团结俄罗斯社会，而且能够团结生活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其次，必须指出，与俄罗斯有着共同边界的爱沙尼亚，所处乃俄联邦最直接的利益范围以内，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取向之一。考虑到这两个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爱沙尼亚推行的扩张政策，不可能不受到敌视俄罗斯的政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支持。
年1月，如前所述，爱沙尼亚总统阿?吕特尔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得以成行，全靠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从中斡旋。是他邀请爱沙尼亚元首前来参加颁发“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国际基金会奖金的隆重仪式。受阿列克西二世庇护的基金会授予吕特尔“巩固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杰出贡献”最高勋章。
正如俄罗斯报刊报道的那样，大牧首对俄罗斯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所表现的关切之情，还有其纯人性的一面。要知道，后来成为大牧首的阿列克西二世年2月23日生于塔林，成长在爱沙尼亚。他在当地作为教区神甫开始担任神职，后来又担任过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塔林主教区的主教。
年阿列克西二世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首脑，是俄罗斯最有威信的人物之一。这位大牧首过去和现在都在尽他的一切努力，以求调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因为最近15年来，两国关系相当复杂。
阿列克西二世积极参与莫斯科和塔林之间的对话。这种参与巩固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是影响爱沙尼亚共和国国内宗教政治态度，促使俄爱两国接近的重要因素。
在结束这段有关东正教在当代非常“民主”的爱沙尼亚的状况的文字时，我想引用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一段话：“只有同母亲——俄罗斯教会团结一致，东正教在爱沙尼亚才能获得安定、繁荣和精神上的成长。东正教在爱沙尼亚的全部历史，以及我在爱沙尼亚主教教区担任都主教职务近30年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犬儒主义
近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局，以及它们的西方庇护者，特别是美国，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可以称之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在年5月的节庆日子里，当莫斯科纪念这一对于我们和全世界都堪称神圣的日子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却表现得格外地露骨无耻。
我已经提到过，布什此行是这样安排的：在到莫斯科访问之前，先在拉脱维亚着陆，向那里刚刚诞生的民主致以应有的敬意。据他说，那种民主可以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羡慕不已。他甚至许诺，一旦遇到有“大国”威胁，美国将提供帮助：不必心明眼亮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里指的是俄罗斯。
此次出行前夕，布什曾接受立陶宛电视台记者专访。他感谢立陶宛总统为向邻国扩大民主所作的努力（这里指的是在乌克兰发生所谓“橙色革命”时，亚当库斯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他对白俄罗斯内政的经常干涉）。记者向布什问道：立陶宛人在这个地区里还能做些什么？
布什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
首先，我真心感谢总统在乌克兰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认为，当立陶宛领导人号召全世界注意乌克兰的自由运动时，这是个重要的时刻。的确，第二轮选举，在自由运动中是重要关头。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总统。
立陶宛是一个经过多年暴力后能够达到目的的极好范例，立陶宛人现在自由了，能够表明他们正在提高经济，自由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且，解放以后社会变得活跃了。有一段时间很困难。从共产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过度是困难的。因此，立陶宛政府要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经历过同样遭遇的其他国家，这一点很重要。我为立陶宛骄傲，把立陶宛称为友好国家。
记者又提出一个问题：“您打算与普京会晤。您会向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占领吗？”布什是这样回答的，他的回答说出了心里话：
是的，当然要说。我在斯洛伐克对他说过，据我的看法，他必须明白：我的朋友们，波罗的海各国的元首，心里很悲伤。他们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值得庆祝的重大理由。这一点有其原因。当时他注意地听了我的这些话。
你们的总统决定不到莫斯科去。为这个决定，我尊敬他。波罗的海的每位国家元首都应该采取他自己感到满意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也是困难的。我尊重所有这三位领导人的决定。我也是这样对普京总统说的：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极大的不安。人们不认为这是解放的时刻。我希望他能与波罗的海国家合作。如果周边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国境周边的民主越多，国家就越是和平。因此对于很多出身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天既甜蜜，又苦涩。顺便说一句，许多立陶宛出身的美国人一方面对于美国战胜纳粹感到满意，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他们的祖国沦入了搞迫害的共产主义制度之手。
这次答记者问再次清楚表明，在当今世界，不论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新独立的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到处都在把自己的民主概念强加于人。例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是第一批对伊拉克大选表示欢迎的领导人。而这次大选，却是在外国军队的枪口下进行的，其中美国军队竟有10多万。美国军队与自己的盟军一道，完全是由于进行赤裸裸地侵略和军事占领，才到了那个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领导人不承认年他们三国在一定数量红军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具有合法性，而红军当时却是经过这些国家政府同意，才在那里驻防的。总而言之，这些领导人行事的原则，完全是“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
看到这样一些声明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重大的新事件。尽管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曾对克里姆林宫下过保证，但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北约基地正在猖狂活动，它们武装的毒矛正直接指向俄罗斯的心脏。如果俄罗斯在经济上虽得到了加强，但与此同时它的敌人却由于世界观的愚蠢和政治野心失控而把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地搞得血流成河，那俄罗斯人的这种行为是得不到宽恕的。
最近时期反俄行动愈演愈烈了。抓住任何因由——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讲话，还是国家通过一个什么必要的法令，或者车臣出了什么事，都会导致到处发表声明，而世界上相当有影响的一些媒体，则立即会来一个仇视力量总动员，展开全线出击。
年1月27日在斯特拉斯堡（法国）召开了欧盟议会全会的例会。尽管俄罗斯代表团和一些欧洲国家提出反对，全会还是将“关于对极权共产主义制度所犯罪行进行国际谴责的必要性”问题列入了议程。
当这个问题在斯特拉斯堡进行审议的前夕，举行了一次抗议欧盟议会反共行动的群众示威游行。约有二十几个欧洲共产党和左派工人党来到欧洲宫墙下，高举“不要麦卡锡主义，不许反共”的口号。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和希腊共产党的代表以世界上73个共产党、左派工人党的名义，向欧盟议会的代表荷兰人列奈?林丹递交了正式抗议书，表示反对审议反共的决议草案。
在平静、祥和的斯特拉斯堡出现几百名高举红旗的人包围欧洲宫，这一事实本身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休克效应。近15年来，欧洲报刊，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报刊，是那样地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要埋葬共产主义，故而斯特拉斯堡的一月事件才会搞得欧洲时至今日仍不能从惊恐中苏醒过来。
事态的发展后来是这样的。在就瑞典议员约?林德布拉德的报告进行辩论之前，俄罗斯代表团和欧盟议会的“联合左派”小组建议把问题退回去进一步加以研究。70名议员支持了这个倡议。但建议却被大会以微弱多数（81票）冻结了。
不过这一事实表明，在欧盟议会决定这个问题时，意见并不一致。该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明白这个问题的赤裸裸的挑衅性质，他们希望把问题向后拖。
但是，操纵这场可耻闹剧的幕后木偶提线者却坚决要把计划进行到底。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草案，而且开始了辩论。报名发言者多达60人。可是远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发言的机会。欧盟议会主席的辩论安排，使得反对决议的人们不能畅所欲言。报告人歇斯底里地向听众灌输一种思想：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地球上的剧毒”。
主张通过这一决议的人当中，积极性最高的是我们的东欧邻居。尤其热心的是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格鲁吉亚和保加利亚的欧盟议会成员。这种热心永远是“新信徒”——皈依新信仰者——所固有的。他们拼命想要证明自己对新主子的忠诚，宣示自己与过去的决裂。他们的话语里根本听不到任何能听得明白的论据，只有仇恨、狂妄和蛊惑宣传的混合物。
然而，问题在于今天谁是他们的主子。“老牌”西欧表现得相当克制。那些曾经遭受过法西斯主义荼毒的或者曾经比较积极参加过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国家，它们的代表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辩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欧盟议会成员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
有些议员来自曾经加入过希特勒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曾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过党卫军军团或者别的惩罚部队（还是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些国家）。这些议员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目前在国际分裂问题上所处的位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美国公开的傀儡，对于让他们在欧洲的不稳定状态中扮演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十分满意。要知道，美国并不需要一个稳定的、顺利发展的，因而独立的欧洲。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新的东欧附庸国正在极尽其力地起着瓦解稳定的作用。
这样，欧盟议会中的东欧成员在不遗余力地鼓动，而西欧成员却一声不吭，然而也不阻止。因此，表决这个反共文件时，共有99名欧盟议会成员同意，而反对者为42名。不过，紧接着却要让这些右派和俄罗斯的敌人大失所望了，因为他们提出的提案——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具体措施，却未能得到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通过。当该提议付诸表决时，有85位代表支持，50位反对，11位弃权。同意者少于规定投票总数的2/3。
不难发现，在这件事情里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财政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被精心遮掩着。事情在于对“极权共产主义”的谴责，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向“制度的牺牲者”赔偿的问题。欧盟议会主席坚持说，赔偿问题只能以个案的程序提出。
实际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早已准备停当，要对我国提出超出限度的要求，让我国支付“占领”赔偿金。务实的爱沙尼亚人甚至已经想好了偿付的机制。他们都是谦谦君子，可以不要现金，建议只要把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交给他们，让他们砍伐10年即可。在此之后，他们就不会对俄罗斯再有任何要求。当然，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看来，我们的东欧邻国之所以下力气，完全有着物质的诱因。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国家也提出赔偿要求。他们会说，把我们从法西斯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不对，赔钱吧。相应的要求在欧洲议会初期的决议草案中已经露出过苗头了。当时，这些要求之所以被删除掉，是因为俄罗斯的强硬反对。但这并不意味顽固的波罗的海人不想在最近的未来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意味着再次试图对俄罗斯提出审判。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庆祝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原来事隔60年之后他们才弄清楚，在这场最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竟不是胜利者，而蒙受了无与伦比的最大牺牲的，竟也不是苏联人民。恰恰是现在，当伟大卫国战争中硕果仅存的老战士们即将辞世之际，居然往他们头上泼开了脏水；同时又在往青年人脑袋里灌输：苏联可不是胜利者，而是罪恶的极权国家，它一度占领过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欧盟议会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审判。但共产主义思想是无法禁止的，它不会死亡。它可以被驱赶到地下，它的拥护者可以受到迫害，但是它却不可能被杀灭。谁的思想同人民的希望离得更近，谁就能取得胜利。而执行者的所作所为，既可能使思想变得更崇高，也可能使思想遭到贬低。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对法制的破坏，已经在党的20大上遭到了谴责。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居然又要来审判我们，而且与此同时还要作出非常出格的结论。如果苏联是一个罪恶的极权制国家，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参与创建联合国，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呢？
通过我国共产党走过来的人有万。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各方面军的司令，是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是著名作家、演员和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从林丹、林德布拉德之流人物的口中，是不可能得到客观答案的。但即使没有他们的答案也清楚：西方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俄罗斯，为此才必须彻底败坏它的声誉，把它妖魔化，在它的前身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画上等号。当戈尔巴乔夫说，是他同里根一道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埋葬了“冷战”时，他大错特错了。冷战，今天仍在继续，只不过用的已经是别的方法、别的手段。
在苦难深重的20世纪，欧洲政治地图遭到了无情的随意更改。西方在上个世纪中叶曾受到过严重的教训，对此切不可忘记。而西方的朋友——美国——还没有真正尝到过战争的全部可怕的滋味，所以应该制止它，不许它发疯。还有一点：如果受到委屈就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突然蜂拥而起，纷纷互提要求，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重新瓜分欧洲的局面。而历史教导我们，只要出现这种重新瓜分的局面，世界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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