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人：欧亚大陆文化和语言急流的媒介（4）
GerhardDoerfer（-）
（原载：?sterreichischeZeitschriftfürKultur,PolitikundWirtschaft（Wien）.7.Jahrgang,Heft2-3，[]）
在巴布尔对西北印度的征服之后（）许多蒙古语和突厥语的词汇进入了阿富汗语与印地语：尽管它们都是通过波斯语作为媒介的：在乌尔都语中的突厥语词汇无一例外都存在于波斯语中；比方说乌尔都语中的tschapqalasch，“争吵、战争”一词至今都被认为是纯粹的突厥语词，但它也在波斯语中被证明存在。印地语中的蒙古语与突厥语借词只是间接的蒙古语与突厥语，相反都是直接源于波斯语。
这样蒙古帝国，尽管它只存在了一到两个世纪（除了俄国和蒙古本土），在回声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桑给巴尔到勘察加。
即便是在蒙古帝国崩塌之后突厥的影响也没有停止并且在欧亚大陆一些相互独立的地区显现出这种影响，尽管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以下是一些简要的勾勒。
在突厥语分布的东北边缘，在勒拿河中游和奥伊米亚康的西伯利亚冷极（气温低达-83℃），居住着雅库特人。根据他们自己的风俗，即和那些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一样的的风俗，他们应当在很久之前就在更南方（大约在阿尔泰山那里）的地方拥有了。（nachihreneigenenüberlieferung,denenderTungusensowiedermongolischenBurjatenmüssensieeinstweitersüdlichgesessenhaben,etwaimAltaigebirge.）这一点可以通过雅库特语中月份的名称得到证明。四月被叫做bus-ustarjy，“冰走之月”（EisgangMonat）；现在在勒拿河中游，冰大约在两个月后即六月才融化，但是“四月”确实是保持了对于其最初是在更南方的阿尔泰地区合适的名字，因为在那里冰雪四月就开始大规模融化了。借助蒙古语借词发音上的演变我们可以证实雅库特人向北迁移的路径，并且其与布里亚特人的分离应当在年左右完成。雅库特语将一部分很有趣的词汇材料带到了北部，如sandaly，“椅子”，一个有波斯语源的词，同样情况的还有bolot，“门槛”；最后可以追到梵语的有bujang“富裕、繁荣”一词，可作为参照的还有古突厥语的bujan“良善”一词，它出自punya，诸如此类还有很多。雅库特语作为（如果原谅我这么说的话）高等民族的语言在西伯利亚北部——许多俄罗斯的居民都在语言上被同化了——对那些通古斯和古亚细亚邻居施加了最强烈的影响。这里我只是提供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因为他们是迁移了很远的词汇。汉语词dao-jen（道人）除了传播到日语和满语之外也进入了韩语和古突厥语，这里它采用了一种方言形式tojin，后者也进入了蒙古语。这个词在古突厥语中已经有的含义“高级神职人员”在雅库特语中被世俗化为“族长”；后者进入了通古斯语、勘察加语、楚科奇语，并从后者那里进入阿留申语和在阿拉斯加地区通用的印第安语。这里我们又一次需要离开欧亚大陆来追踪一个词完整的迁移路径。又一个有趣的词是阿拉伯语的djaib，粗俗点说是djeb，意为“正装的口袋”，这个词一方面在非洲存在，如豪萨语的aljifu，却也通过波斯语的djeb一词传到了更多的伊朗语、高加索语和印地语的俗语之中。这个词也出现在许多突厥语方言中；它从奥斯曼语进入巴尔干诸语，从喀山鞑靼语进入俄语和伏尔加芬兰语；最终这个词也存在在雅库特语中，根据语音规律读作si?p，并且从这里进入拉穆特语，那是一种在北冰洋附近的鄂霍特人中使用的语言；这个词因而从西非分布到东西伯利亚。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例子：在阿语中有一个词araq，主要意为“一种很烈的烧酒”。光是从阿语中这个词就传到了许多语言中，比如德语的Arrak还有一些相似的其他西欧语言，甚至是马达加斯加语的araka；从波斯语中它还进入了其他伊朗语、高加索语、印地语诸方言和马来语。同样也进入了突厥语，araq、araqy、raqy，诸如此类。根据年成书的中文著作《饮膳正要》，烧酒在14世纪就在东突厥斯坦存在；它在中文中被转写为“a-la-ki”（译注：不知具体对应为哪个词），并且据称它流传广泛（wohlreichend），很甜，劲儿很大。这个突厥语词就此涌入了许多周边语言：从奥斯曼语的raqy一词出发，进入如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等巴尔干诸语；从喀山鞑靼语进入伏尔加-芬兰语，从西西伯利亚突厥语进入沃古尔语，从南西伯利亚突厥语进入南萨摩亚语并且很可能也传到了蒙古语中（araki-ariki，这个词又进入满语和通古斯语）；雅库特语（从蒙古语起源）的aryghy最终也在拉穆特语的argi一词中找到了自己。这个词也从马达加斯加分布到了东西伯利亚。这种突厥语人群在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借词在数百年中都存在。
东部突厥也给中国施加了某种影响，比如一种无核的绿色小葡萄干的制作，波斯的kishmish，经由布哈拉传到了叶尔羌（译注：今莎车）并且在18世纪满洲皇帝乾隆对突厥斯坦的征服之后也传到了中国的热河省；据说那里直至今天还在生产它们。并且这个词不仅在许多突厥语方言，而且也一方面在俄语，另一方面也在满语和一些汉语北方方言中存在。甜瓜（Cucumismelo）大概也是同时期从突厥斯坦传入中国的。当然另一方面也有中国反过来施加的强烈影响；比如中餐的馒头，即一种馄饨（译注：原文如此，误），其原始名称不仅传入韩国、日本、西藏、蒙古、满洲，也通过东突厥斯坦的突厥人传入塔吉克斯坦和伊朗。更有趣的是一些随后的发展：中文中对“茶”存在两种读音，一种是北方话的cha，一种是南方话（译注：实为闽南语）的ti?。北方版本可以在葡萄牙语的cha中找到，南方版则是英文的tea。波斯语中这个词，根据语言的仿效结构（Analogiebildung），采用了tschai的形式。这个词连同茶叶本身经由东突厥斯坦进入了蒙古（译注：原文如此，未解何意）。在俄国这种饮料于年曾经从西欧传入宫廷；另一方面在近乎同时的年，公使Starkov也曾提及，在晋谒西喀尔喀蒙古首领时；他注意到：“他们把它叫做tschaj。我不知道这些叶子是用什么做的，从树上还是茎干上长出来的。他们把它放入水中并且添加奶。”很典型的是作为俄国人最喜欢的非酒精饮料的茶叶，今天在俄国只以突厥语的“Tschaj”的形式存在，而非西欧的“Tee”。Tschaj和Tee的传播形式完全在欧洲划出了一条清晰的文化边界：西欧是Tee，与此类似地东欧就是Tschaj。这个分界是如此明显，以致于挪威的拉普人把它读作teadja，俄国的拉普人就相反读作tsche（i）。这条线是这么伸展的：属于西欧的有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混合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还属于Tee区不过巴尔干诸语就已经属于Tschaj的领地了。
在今天俄国统治的其他地区突厥人也施加了强烈的影响。在Kasanchanat（-）时期的伏尔加-芬兰语中有许多喀山鞑靼语和楚瓦什语的借词，单就切雷米森语就有个。许多是社会术语，也有畜牧、农业和一些其他属于这个领域的东西。这明确表明，如MarttiRasanen于年就提出的那样，突厥楚瓦什人（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后代）的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高过切累米森人以及沃特亚克人和摩尔多瓦人。
阿塞拜疆突厥人的影响也很大。16世纪初萨法维波斯王朝建立，一直统治到18世纪。他们自称有土库曼血统，但是实际上，如同语言借词证明的那样，完全或者至少很大程度上是阿塞拜疆人。即便今天也有许多阿塞拜疆人主要生活在伊朗西北部，与此相反土库曼人只是分布在一些边缘地区。这个早期阿塞拜疆语在波斯语中留下了丰富的借词（大约个），不过同时也留给了当时同属于萨法维帝国的库尔德和许多高加索语言区。在这个国家中突厥语是宫廷和军队的官方语言。因此之后也产生了许多术语如tip“军队中枢”，tscharchatschi“弓箭手先遣队”以及许多包含bashi“首领”一词的表达，它们一并展示了当时波斯宫廷一幅清晰的画面，从misgarbashi“宫廷铜匠长官”到sabzatschibashi“宫廷蔬菜主管”。另外bashi这个词今天在波斯还经常被使用，远非纯粹的客套话；比方说一个简单的“行李搬运工”，一个hammel，也要被叫做hammalbashi“搬运工头儿”，就像我们在德国把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也叫做“HerrOber”，即“服务员的头儿”。
刘丰源P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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