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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刘易斯
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Lewis，-），英裔美国犹太历史学者、东方学研究者及政治评论家，被誉为美国中东研究最伟大的“圣人”，“战后关于伊斯兰教和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本文原标题为TheRootsofMuslimRage，年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上。
在本文中，刘易斯提出西方和伊斯兰的斗争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后来这一概念在亨廷顿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的阐释和运用。他认为，穆斯林愤怒(Muslimrage)的根源在于，这是“宗教的东方”(religiousEast)对“世俗的西方”(secularWest)进行的挑战。政教分离，只有到了美国才通过立法从理想变成了现实。绝大多数未完成政教分离的宗教，都无法真正传播至全世界，而唯一的特例便是伊斯兰。刘易斯将伊斯兰的历史看作是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相对抗的历史。这种十字军对抗圣战士的局面，一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殖民秩序兴起而正式结束。世俗化的欧洲殖民者将亚洲与非洲纳入了殖民世界格局之内。此后，伊斯兰世界随着西方的强大而深陷困境，这种屈辱感、失落感造成了穆斯林的愤怒。
李文庭译；宋宗澳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为何这么多穆斯林如此憎恨西方，为何他们的苦难不会轻易平息？
伯纳德·刘易斯
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一封信件中曾说，在宗教问题上，“公民政府的格言”应该被颠倒过来；我们应该说，“分离则存，合一则亡”（Dividedwestand，unitedwefall.）。杰斐逊所提出的这句经典简洁的话语，已被视为美国的根本原则：政教分离。这种思想并非首创，它在斯宾诺莎、洛克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已有先例。然而，正是在美国，该项原则首次被赋予法律效力，并在两百年来逐渐变成现实。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
如果认为政教分离的观点是相对较新的——仅能追溯到年前，那么，宗教与政治的区分，则几乎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兴起的开端。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基督徒被告诫：“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尽管对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它通常被解释为赋予两种机构合法的并存地位，每个机构都有自身的规则和权力链条——一个关乎宗教即教会，另一个涉及政治即国家。既然是两个，它们就可以结合或分离，从属或独立；并且，它们之间可能会在边界划分和管辖权问题上出现冲突。
这种由政教关系造成的问题及其可行的解决办法，都源于基督教的(而非普遍的)原则和经验。还存在有对宗教和政治具有不同理解的其他的宗教传统，这些问题及其可行的解决办法，跟我们在西方了解的情况也是截然不同的。大多数这些传统，尽管通常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的成就，但仍然是地方性的——即仅局限于一个地区、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然而，有一种宗教传统，无论是分布范围、持久性的活力还是普世救赎的抱负(universalistaspirations)，都可以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它就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作为一个非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历史学家，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伊斯兰教给无数的信徒带来了慰藉和平静。它赋予了单调而贫穷的生活以尊严和意义。它教会了不同种族的人们如兄弟般地一起生活，也教会了不同信仰的人们适度包容地共同生活。它激发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中，除了穆斯林以外，其他人也都过着富有创造性和有益的生活，而它的成就则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它曾经在一些信徒身上激起了充满仇恨和暴力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不幸：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甚或大部分——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并且，很多——但不是全部的——仇恨都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不应该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的排斥远未达成一致，而第三世界的穆斯林的敌意也不是最强烈的和最极端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在某些方面也许是大部分——穆斯林与我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文化和道德、社会和政治、信仰和愿景；还有一个在文化上、经济上和外交上强大的西方存在于在穆斯林土地上，其中一些还是西方的盟友。当然，在穆斯林世界——无论是在中东或其他地方，美国政策没有在任何地方遭受了灾难，或者面临着类似于东南亚或中美洲的问题。在穆斯林世界，没有古巴，也没有越南，也没有美军作为战斗人员、甚至是“顾问”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利比亚，一个伊朗和一个黎巴嫩，以及一股强烈的仇恨，这些仇恨让美国人感到忧虑，恐慌，并且首先是困惑。
有时，这种仇恨超越了对具体利益、行为、政策甚至国家的敌意，并成为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包括西方文明本身及其所作所为，还有它所实践和宣扬的原则和价值观。这些内容确实被认为是天生邪恶，而那些宣扬或接受这些内容的人们则被视为“上帝的敌人”（"enemiesofGod"）。
这些话经常反复出现在伊朗领导人的讲话、他们的司法程序以及政治宣言中；对于现代的局外人(modernoutsider)——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来说，这些话都显得很陌生。要想消解这种观念——上帝有敌人，并需要人类的帮助来识别和处理它们——有点困难。然而，它也并非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上帝之敌人的观念，在前古典和古典时期，都是很常见的；在旧约、新约以及古兰经中，也是如此。这种观念的一个特别相关的版本，出现于古代伊朗的二元论宗教，其创世论(cosmogony)假定存在着两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非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穆斯林或犹太教的魔鬼，琐罗亚斯德教的魔鬼不是一个执行上帝指派的神秘任务的被造物，而是一种独立的力量，一个致力于在宇宙中同上帝作对的最高邪恶势力。这种观念通过摩尼教和其他途径影响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许多教派。这种几乎被遗忘的摩尼教信仰，已经将该问题的观点称作是在势均力敌的至善和至恶两种力量之间的一种鲜明而单纯的冲突。
《古兰经》当然是严格的一神论，只承认一个上帝，一个万能的力量。斗争，存在于人心的善恶之间，存在于上帝的戒律与魔鬼的诱惑之间；但是，这被看作是上帝钦定的斗争——它的结果也是被上帝所预定的，并以此作为对人类的考验，而不是被看作那种人类可以在这场善恶对抗的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斗争——就像一些旧的二元论宗教那样。伊斯兰教，同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尽管也是一神教，但却在不同的阶段受到了不同的影响；例如，特别是在伊朗，它受到了二元论宇宙观的影响——包括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乱、真理与谬误、上帝与对手(theAdversary，拥有魔鬼、伊布利斯、撒旦或其他称呼)。
异教徒世界的崛起
在伊斯兰教中，善恶的斗争很快就在政治甚至军事上获得了影响。穆罕默德不仅是先知和导师——像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一样，还是一个政权和共同体的首领、一个统治者和一个战士。因此，他的斗争涉及到一个国家及其武装力量。对伊斯兰教来说，如果在作为“上帝之路”的圣战中，战士是在为上帝而战，那么，他们的对手就是在与上帝作战。由于上帝原则上是最高统治者，是伊斯兰国家的最高领袖——而先知及之后的哈里发则是他的代理人——因此，上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指挥着军队。军队是上帝的军队，敌人是上帝的敌人。上帝战士的职责是尽快把上帝的敌人送到上帝将要对他们实施惩罚的地方——即彼世。
显然与此有关的是，伊斯兰教所认为的人类基本划分。大多数(或者是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一种区别自己和他者的方式：圈内人与局外人，内群体与外群体，亲属或邻里与外来人。这些定义，不仅界定了局外人，而且——也许更确切地说——也有助于界定和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从许多穆斯林正开始回归的古代伊斯兰教观点来看，世界和人类都被一分为二：穆斯林法律和信仰盛行的伊斯兰家园（theHouseofIslam），其余的则被称为不信之家（theHouseofUnbelief）或战争地区（theHouseofWar），让其皈依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的使命；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伊斯兰教之外；并且，根据穆斯林激进分子的观点，甚至在伊斯兰家园内部，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已经被破坏，伊斯兰教法也被废除。因此，圣战的义务是从家园内部开始发展至家园之外，以反对同样的异教徒敌人。
就像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所有其他文明一样，穆斯林世界在其全盛时期将自己视为真理和文明的中心，而周围的异教徒野蛮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启蒙和开化。但是，在不同的野蛮人群体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东方和南方的野蛮人是多神论者和拜偶像者，完全不能对伊斯兰教构成严重威胁和竞争。相比之下，在北方和西方，穆斯林很早就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普世宗教，一个由这种宗教所激发的独特文明，以及一个尽管比他们的小得多、但其野心和抱负完全不逊于他们的帝国。这个实体被其自身和他人称为基督教世界——这个字眼长久以来几乎等同于欧洲。
这些敌对信仰体系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四个世纪。它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包括了一连串的攻击和反击，圣战和十字军，征服和再征服。由于在首个千年里伊斯兰教不断前进，基督教因而处在后退和威胁之下。这种新的信仰，征服了地中海东部(theLevant，即黎凡特)和北非原本属于基督教的土地，并入侵欧洲，还统治过西西里、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的部分地区。十字军试图收复东方的基督教失地，但被阻止和挫败；甚至，连穆斯林在欧洲西南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损失，也被伊斯兰教在欧洲东南部的挺进所弥补，还曾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在过去的年里，自从年奥斯曼土耳其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和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崛起以来，伊斯兰教则一直处于守势；并且，欧洲的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文明和她的儿女们，已经把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纳入其势力范围。
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至上的浪潮不断高涨，并渴望重新树立穆斯林的价值观，恢复穆斯林的伟大。穆斯林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失败。第一次是，相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势力的强大，他们失去了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第二次是，由于外国的思想、法律和生活方式，以及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殖民者的入侵，再加上当地非穆斯林势力的参政，他们在本国的权威遭到了削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他们对本国的控制权，面临着来自于那些被解放的妇女和叛逆的青年的挑战。这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这些外国人、异教徒和难以理解的力量，颠覆了穆斯林的统治地位，扰乱了伊斯兰社会，最终侵犯了他们的圣所家园；因此，穆斯林愤怒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地，这种愤怒应该主要针对他们千年以来的敌人，并应从古老的信仰和忠诚中汲取力量。
欧洲和她的儿女们？美国人对这种措辞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们的民族神话，自建国之初甚至更早的时候，往往通过反对欧洲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它是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欧洲方式。然而，这并不是其他人所理解的那种方式；它在欧洲不常见，也几乎从未出现在其他方。
尽管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参与了美洲的发现和开创，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这仍然是由欧洲人主导和控制的一项欧洲事业，而欧洲人则把他们的语言、宗教和大部分生活方式赋予了这项事业。
长期以来，自愿移民到美国的几乎全是欧洲人。确实也有一些人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地区，但其中几乎没有穆斯林；多数是基督教徒，还有少数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族裔犹太人。他们到美国去，以及后来在美国的存在，必然会强化而不是削弱美国在穆斯林眼中的欧洲形象。
在伊斯兰世界，人们对美国知之甚少。起初，地理大发现引发了一些兴趣；唯一存世的哥伦布美洲地图的副本是由土耳其人翻译和改编的，现在仍然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一位16世纪土耳其地理学家对发现新世界的题为《西印度的历史》的记述，是土耳其最早出版的书籍之一。但此后，这种兴趣似乎减弱了，而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或其他穆斯林语言中，有关美国的记述也并不多，直到相对晚近的时期。当时，一位摩洛哥驻西班牙的大使，撰写了被确定为第一部关于美国革命的阿拉伯语著作。年，摩洛哥苏丹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和平与友好条约。此后，这个新共和国与其他穆斯林国家展开了一系列的交往——或友好的，或敌对的，但大多数是商业性的。这些似乎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影响。美国革命及其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未被注意，也不为人所知。甚至在19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存在着规模虽小但不断增长的美国人——商人、领事、传教士和教师——也很少或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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