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的大分流资本主义诞生前的普_阿塞拜疆旅游

作者=孙隆基

来源=《二十一世纪》　

我在曾于本刊上发表一篇“应景”文章《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长篇则放在网上杂志《世纪中国》。当时受时限拘束，只能说个粗枝大叶，细节有待落实，如今以公元年作起步点。纵使开了个头，千年史计划过于庞大，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完成？有鉴于网上长篇已在国内引起读者响应，因此把“公元一千年”的提纲先行发表，希望能再起抛砖引玉之效。

年之文也没把方法学交待清楚。当时采取多元的解释结构，其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一条主线。然而，从年代开始，经济决定论已经式微，甚至整个“宏大叙事”的学统都受到诟病。千年史计划有从方法学上加以整顿的必要。

从事“大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中国儒家的史观从历史中汲取道德教训，零碎的史实因能“资治”而被提升至普遍原理的高度。中国人对史学的高度评价也与“易”的宇宙观有关：法则性和不变性两者间非但没划上等号，反认为法则性见于变易之中。西方思想对法则性的追求却是走了帕曼尼底斯和柏拉图路线，把它和不变性和永恒性等同，待希腊哲学演变为近代西方的知识论，则变成对超脱特殊时空的“共相”的追求，因此，零碎的史实如何具有“知识”资格被问题化。早期的亚理士多德和笛卡儿的反历史观点且不说，自从19世纪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一直都有把历史臣属于自然科学的尝试。它造成对超脱特定时空的法则性的追求，亦即是把历史事件当作“非本质”的特例，用来论证一些普遍原理。

可想而知，历史学者对这类尝试不具好感，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身份不致如此低微，是只替历史哲学甚或社会科学提供原料。然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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