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近十几年来,在新疆发现了一些属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墓葬,其中不少已确定为塞人基葬,在这些塞人墓葬中出土文物有的比较丰富,有的却非常贫乏,从一个方面也说明这时的塞人社会贫富分化已很明显,在这些墓葬中,以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东口竖穴木椁墓及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片出土青铜器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年在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畔出土了一批锕器,其中有青钢武士俑、铜对虎圆环、铜对翼兽圆环及钢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另外还有铜三足带耳大釜、钢铃等,据称当地原有一批南北向的土墩墓,封土墩在生产中被推平了,上述这些文物系推土所得,文物的埋藏情况、共存关系等已很难究明,但从出土文物的造型风格分析,被认为是古代塞人的文物。青铜武士俑,高42厘米,重3公斤,空心,头戴尖顶大沿式帽,帽尖顶前弯如钩.面部表情端庄凝重,双目直视,深目高鼻,留有大鬓角。上身裸露,下身似围一短裙,双手空握执物(物现已失),两腿一脆一蹲,造型极为生动,这种大型武士俑,在新疆属首次发现(图二.1)。这件武士俑的帽子十分独特,在西方古典著作及波斯碑刻中都提到,说萨迦人戴着尖顶帽子。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尖帽子的形式似有多种,在波斯大流士碑铭上方的浮雕中,刻有被俘的萨迦人首领,他的头上就戴着一顶尖帽子,帽子很高,顶头的地方很尖(图二.2)。苏联斯基泰涅亚波里陵墓出土的一蜣螂形宝石上,刻着一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他的帽子与大流士碑刻浮雕上萨迦人的帽子相比要低矮,顶头的地方也比较圆,有与铜武士俑帽相似的宽帽沿(图二.3),罗布淖尔出土木乃伊所戴毡帽及木雕人像和康家石门子岩雕画中人物头上所表现的帽子形式与苏联斯基泰湿亚波里蜣螂形宝石上的斯基泰人帽子十分相似,只是无帽沿,塞人尖顶帽形式的不同,可能就是区分不同部落的标志,在现在哈萨克族中尽管克烈、乃蛮等的皮帽也是尖顶,但乃蛮部落的帽顶就没有克烈部落的尖,哈萨克人只要一看帽子式样,就能区分出其部落所属,可见古代塞人的尖顶帽稍有不同,是以此来区分部落的不同,塞人的这种尖顶帽做为一种胡帽的形式,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大量体现。如在山东的东汉画像石中表现为头戴尖顶高帽,大眼高鼻,有的甚至在身后写有“胡王“二字(图二.4),尤其是属南北朝时期的陶萨满俑、其头上所戴帽子与青铜武士俪帽十分相似(图二.5),由此也表明塞人对中原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汤池:《孔望山造像的汉画风格》,《考古》年第11期),武士面目清秀,神情庄严,与康家石门子岩雕画人物形象十分相近.新疆目前发现塞人形象与中亚、西亚所发现的满脸胡须、长发飘肩的斯基泰人或萨迦人有所不同,反映了新疆塞人所特有的面貌,武士裸露的上身显示出强烈发达的肌肉,刻画十分准确、通观整体雕像,其制作工艺已达相当高水平。铜对虎圆环和铜对翼兽圆环,直径在28至31厘米左右,对虎作踞伏状,面唇相接触,体回曲成圆形(图三.1),对翼兽圆环形式与对虎圆环基本相同,异兽头似虎,双耳直立,耳后各有一毛上卷,有翼,作奔跃状态(图三.2)。1、2巩乃斯河畔出土铜对虎、对翼兽圆环3波斯鲁瑞斯坦出土铜对虎圆环4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手镯(现藏大英博物馆)图4阿拉沟出土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这种用动物头部甚或全身作为装饰环的末端的形式,最早可以在波斯鲁瑞斯坦出土的青铜器中看到,鲁瑞斯坦青铜器中有几件手镯,其中两件只用虎头作装饰(图三.3),另一件则是一只完整的虎,作品质朴写实,给人以庄严威猛之感,这些铜手镯的造型风格与巩乃斯河畔出土的两件铜环非常相似。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也有大量这种形式的珠宝饰物,主要为金银饰品(图三.4)。这些手镯、臂环、顶圈等与鲁瑞斯坦及巩乃斯河畔铜环相比,造型更加精巧、华丽,有的还有各种彩色镶嵌,显得高贵优美,完个是一个东方王朝安逸享乐的写照。也反映出活动于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与古代伊朗世界的密切关系,巩乃斯河畔出土的这两件铜对兽环,十分粗重威猛,它不可能象中亚、西亚发现品那样是用来装饰自己的,它可能是举行某种宗教祭祀活动时使用的一种器物,活动完毕之后,随葬在墓中、这可以从同时发现的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得到进一步的说明。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出土时已破碎严重,底座成碎片,但仍可看出底座呈喇叭状,上承方座仍然完好,盘内两角各蹲一兽,小兽的形制已不十分清楚,似熊,憨态可掬,造型十分生动,与此类似的器物在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东口竖穴木椁墓中亦有一件出土(图四),器身通高32厘米,形制与上述铜盘完全相同,只是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最毛卷成穿孔,似翼、两件的制作方法均为先铸后焊.这种铜盘,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塞人文化遗址内有不少出土,苏联学者称之为“祭祀台”,认为与宗救祭祀活动有关,是塞人文化的典型文物之一。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地表有块石圆封堆,直径五米多,高不足一米,封堆周围有矩形石围,东西向,长约15米,宽约10米,墓葬彼此成东北、西南向链线排列.在苏联谢米列契地区所见塞人墓葬葬俗,也具有这种特征,尸体置木椁内,一人或两人,其中最大的一座基中,弗一青年妇女,在她的头骨上还见到有一钻孔。头骨钻孔这一具有特点的葬俗,在苏联阿尔泰地区所见塞人墓葬中,也有相同的实例,其中出土物极为丰富,显然为上层贵族。计有金、银、铜、铁、陶、木器、丝织品、漆器及牛羊骨骸.其中以金器最为突出,计有虎纹圆金牌8块、对虎纹金箔带4条、狮形金箔饰片一件,还有兽面金饰片、及各种小金箔片等,银器有怪兽面纹银版7块,朽蚀严重。虎纹圆金牌8块,直径一般为5.5一6厘米,图案为一虎的形象,虎头微昂,前腿举至颌下,躯体卷曲成半圆,后腿翘起,通体构成圆形,虎脖上鬃毛下垂,有翼,作S形。整件作品造型简洁华丽,虎头向左的5块,向右的3块,模压成形(图五)。对虎纹金箔带4件,以其中一件为例,长26.5厘米,宽3.5厘米,是在金箔上握压出对虎聪伏的形象,与前述对兽铜环有些相似,在这件长条形金箔带中的两只虎相对,虎口微张,前爪向前伸直,后爪向上抬起,尾巴放在后爪之间,弯曲成环形的尾部与不大的半月形的翅膀衔接,虎的肩胛和胯股均处理成螺旋状,造型风格与虎纹圆金牌完全相同(图八)。狮形金箔一件(图七),长20.5厘米,高11厘米.狮子作跃起状,前爪举至颌下,后腿卷曲向后,狮嘴徽张,双耳竖立,脖子上的狮毛作整齐排列刻划,至脖颈处弯曲向上卷,尾上穿一小孔,出土时尾及后腿部分已压裂成数片。上述这几块金饰片造型及表现手法上完全相同,可以看出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在苏联境内的斯基泰—塞人时期的古墓遗址中也有相同风格的器物,如在阿拉木图附近的伊塞克古墓中出土的帽饰上的兽形图案,不仅总的轮廓和姿势一样、某些重要细节的处理如翅膀、嘴、眼睛,尤其是心形耳朵的表现形式和用以表示耳甲内部图形的螺旋线都极为相似,巴泽雷克出土的木制小牌上兽类的耳朵也是运用的这种处理手法,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匈奴基中出土有几件金制羊纹饰片,总体造型风格与阿拉沟虎纹圆金饰牌完全相同。艺术水平相当高。银牌共7块,模压花纹,幅边内折,按形状、图案差别可分为三类:I类,近方形,两块,其中一件高9厘米、宽9.8厘米,为一兽面图案,脸部扁宽,耳竖、鼻狭、眉粗、眼小,下额有须,边框作绳形纹(图八.1).Ⅱ类,近矩形,两块,图案组织与方形饰牌相似,只是鼻下有长方孔(图八.2).Ⅲ类,为盾形,3块,高9厘米、宽6-7.2厘米,饰牌中心为一石榴花形图案,中部有一犁状孔,孔洞下可见鼻孔、呢、须等图案,侧边为垂慢。兽面金饰片,可分为两种类型,I式两件,近圆形,以其中一件为例,宽2.6厘米、高2.7厘米,中心有圆孔.兽面特征为大耳、小眼、大鼻、(图八.3),Ⅱ式5件,呈耳状,是用在金箔上捶压的方法制成,左右对称,合为整面、有眼、鼻、耳等.饰片周缘见四小孔,内侧见钢锈、似附于铜器上.(图八.4)此外,这里还出土有大量六角形花、菱形花、圆形、柳叶形、矩形、树叶形、双十字形、螺旋形金饰片等,这些当为衣饰无疑,还见到有小金钉、金环等,形式多样。这批基葬经过盗扰,劫余金器尚且如此,摹葬主人崇尚黄金而且富有黄金的特点,是表现得很清楚的。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还出土一些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器物,其中有一件漆盘,已朽,只余内外漆皮,黑色地,朱红彩,色彩艳丽,绘弦四道,盘底绘流云纹,马王堆汉墓中曾见过同类器物,这种图案风格流行于战国—汉代。另外在中还发现菱纹链式罗,现有资料表明,西汉前已有链式罗,这些都说明,在西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廓之前,中原即已与游牧的塞人间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这时即已存在,阿拉沟是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间站,这条丝绸大道经过罗布泊或吐鲁番盆地,经阿拉沟口,越大小尤鲁都斯,西经巩乃斯、特克斯、昭苏,西去中亚草原。阿拉沟竖穴木椁菇基葬时代,据炭十四测定,在战国至西汉初期,巩乃斯河畔青铜器因系推土所得,所属时代的确定相对困难一些。将这些青铜器与苏联中亚地区公元前5世纪左右萨迦人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相似器物及阿拉沟竖穴木椁基中出土的承兽钢盘等相比较,可推定它的年代应在战国前后,巩乃斯河畔出土青钢器从风格造型来看,应比阿拉沟金器时代早.这两处遗迹均处于天山山脉,天山山脉是古代塞人的一个重要活动地域,这两处遗址所出土的各种文物,在风格上虽有所不同,巩乃斯河畔青铜器古朴庄重,表现出它的宗教祭祀功能;阿拉沟金器华丽典雅,装饰效果突出,但它们都反映了公元前6、5世纪盛行于欧亚草原的一个共同艺术主题—“动物样式"。巩乃斯河畔出土青钢器更多地显示了它与古代伊郎及苏联中亚两河流城艺术的密切关系;而阿拉沟金器不但显示了与中亚两河流城艺术的关系,同时也显示了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式艺术的密切关系,表明了不同塞人部落之间艺术既有相同特征,亦有各自特点。图5虎纹圆金牌图6对虎纹金箔带图7阿拉沟出土狮形金箔四汉代以后,汉文史籍中已很少见有关于塞人的资料。但在新疆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塞人的活动,有着塞人的影响。本世纪初在和田绿洲发现了大批中世纪的文书,这些文书是用一种无人知晓的语言写成的。据研究,这种文字源出印度波罗米字芨多正体,人们称其为和田塞语,英国著名学者贝利·H·W研究认为,在公元前2世纪前,有一支萨迦人部落来到于阗并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称为萨旦那国,这一国名在《大唐西域记》中亦有记载.和田塞人与印度境内的塞族为同支近亲,与远在中亚北部的斯基泰人也有亲属关系.从考古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年,和田洛普县山普拉发掘了一处属汉代的古基葬群.该基地的墓室结构和葬俗比较特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大致可分为二种类型:一类是刀形棚架式墓。这类墓大都是丛葬墓;一类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木棺,棺上置芦苇,这种棺中一般葬有6-8个尸体.上述两类草葬中的死者,不是一次埋葬,而是连续多次下葬的,基中的出土物十分丰富,有木器、陶器、毛、棉、丝织品、铜、钦器、弓箭及食品.其中毛织品出土比较丰富,主要出自M01、M02两座草葬中,图案花纹十分丰富,有多色条纹、条格纹、几何纹、动物纹、人物、花卉和植物纹等,色彩艳丽,毛织水平很高,这些毛织物可分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具有明显的希腊罗马式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人物纹毛织品上,从M01草中出土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彩色缂毛裤,在一条裤腿上织有一男子头像,发束带,浓眉大眼,眼球碧兰,隆厚唇、在其右侧有一长矛,似一武士形象(图十.1),在另一条裤腿上织有一人首马身形象一~由十多个四瓣花组成一个菱格,菱格内有一半人半马的形象,人头具有典型的希腊艺术风格特点,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头裹头巾,肩披披风,嘴上竖吹着一件长管乐器,双手指分开按在长管上面,构成奏乐状(图九.1),这条毛裤的研究者“经反复将两裤腿图案比较,发现可能是一幅画面,也就是说,是一件织物上的完整画面,为做裤子被剪裁开了,两个裤腿上的画面如果拼起来,人头马身在上,武士像在下。”人首马身形象应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坎陀耳(Cen-taur).在荷马史诗中就有马人,他们被描绘成一群野兽,在稍后的神话中才演变成具有人性的民族,这种形象在希腊瓶画及浮雕中有大量体现。如在制作于公元前年的雅典陶瓶上,就绘有赫拉克利斯与马人相斗的画面.另在帕特农神庙(Parthcnon)浮雕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浮雕中均表现有坎陀耳与阿波罗、坎陀耳与拉皮斯(Lapith)战斗的画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浮雕中马的四蹄的表现方法与山普拉毛织品中马的四蹄的表现方式完全相同,具有典型的希腊风格。这种半人半马形象,斯坦因在发掘尼雅遗址时也曾发现过,在一把木椅的两条腿上雕刻着一对完好的雌雄怪物,椅腿的上部是人的半身像,腰部以下则类似飞鸟,而根部则显然是一壮实的马蹄(图九.2),斯坦因认为是一半人半马怪物,具有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特点,山普拉墓中也出土有马蹄形腿的木几,其足部形似马蹄,通体呈马腿,造型与斯坦因发掘品很相似。1、2IⅡ式兽面银牌3、4IⅡ式兽面金饰片1洛浦山普拉出土人首乌身纹缂毛裤2和田尼雅遗址出土木椅腿1洛浦山普拉出土武士纹练毛裤2楼兰出土毛织品残片至于另一裤腿上的人头像,目前还不能断定他是什么人,从人物形象及造型风格来看,与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毛织品上的人头像极其相似,斯坦因认为这个头像是希腊神话中的赫米斯,在他左边的纹饰应是他的手杖,上有二蛇(斯坦因:亚洲腹部考古记InncrmostAsia)(图十.2)。人物面部采用晕染的方法,使画面呈现出立体的效果,无论是人物造型,抑或色彩和线条的运用,楼兰及山普拉毛织物上的人物形象,均与斯坦因在米兰发现的寺院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相同,风格和技法上的如此密切联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即这些毛织品并不一定是从西方输入的,而完全有可能就产生于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另一种类型的毛织品,主要是一些具有动物风格艺术的织品,图案有行走状的鹿、骆驼、独角动物等,均出自山普拉M01、M02墓中,其中鹿纹毛带色彩绚丽(图十一.1),在青色的底上有青、草绿、深褐、浅褐、驼、深红、桔红、黄等八种颜色,其制作方法系通径回纬法,图案十分精美,表现的是一个接一个低头向右行走的鹿,每只鹿的总体造型基本相同,只是在鹿角、鹿尾及翼上有些变化,在每只鹿之间的空白处都填有各种卷曲的装饰纹,使整件缂毛带图案显得变化多端,繁褥华丽。另有一件鹿头纹缂毛带(图十一.2),鹿头图案化,鹿角造型与前述青地鹿纹缂毛带基本相同,显示出风格上的一致,这块鹿头纹革的色彩也十分丰富,有草绿、黄、红、咖啡、土黄、黑等色,在细部常填各种不同的颜色,同一部位常换色,形体相似,颜色各异,给人以变化多端之感。大角鹿是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动物纹造型的重要母题之一、如在苏联库班科斯特罗马村出土有金制大角鹿,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有各种大角鹿造型.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也有大角鹿造型,如玉隆太速机沟出土大角鹿(田广金,郭紫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些角鹿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鹿角成枝状、长长的鹿角仲向背后,延至尾部,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五号墓中出土的一件角鹿的大角,与山普拉毛带上角鹿的大角十分相似,尤其是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壁挂上半人半狮兽头上的鹿角,与山普拉的完全相同,显示了二者问的密切关系(图十一.3)。在另一件毛织品残片上,描绘有独角动物形象,独角动物体态似马,成双或单个分布于山形纹、植物纹之间,构成连续重复同一主体纹样,这种独角动物在汉代丝织品上也有表现。在山普拉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植物纹毛织品,其中树叶纹毛坐垫十分精采(图十二),坐垫中央部分为黑地、绛红色菱格内填桔红和黄色组合的果子和果叶,周围以黄色宽线与外缘的树叶纹花边分隔,最外一层是绛红、白、黄、黑四色斜条边饰.四角有红色毛线札成的穗子.色彩十分鲜丽明快,图案具有鲜明的新疆地方特色。“丝绸之路"自西汉正式开通之后,西行有南北二道,民丰、洛浦均处在“丝绸之路”的南道,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也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山普拉葱中不但出土了反映中原文化的精美的丝织品、汉式铜镜等、同时也出土了具有希腊罗马风的毛织品及具“动物样式"风格的毛织品,表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具有“动物样式”风格的毛织物的出土,表明和田塞人继承了其传统的文化特点,加以发展,山普拉出土的具有“动物样式"特点的毛织品的图案繁褥华丽,装饰纹样布满了整条缂毛带,与繁盛时期“动物样式"作品相比较,那种凝重庄严、典雅高贵的风格特点已不复存在,和田地区出土的毛织品纹样,多”以各种花卉、植物及几何纹为主,具有典型的地方特点。毛织品在新疆发现的很早,孔雀河古基沟出土的毛织品,是新疆也是国内最早的毛织物标本。在和田地区,除洛普县山普拉墓地有大量毛织品出土外,在民丰县尼雅汉墓中也有大量出土,其中一件人物动物葡萄纹毛织品十分精美,织造技术也很高超.图案作平面处理,由黄、兰两色毛线织成正反相同、颜色相反的人物、动物、葡萄纹,人物作侧面形象,卷发高鼻,具有少数民族特点,这块毛织物有别于中原地区在经线上起花的传统丝织技法,而是使用在纬线上起花的织法,这种组织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很早就发现了,毛组织的致密和花纹的生动艳丽,表明了当地高度的毛织水平。从目前新疆出土塞人艺术来看,其艺术已达一较高水平,尤其是康家石门子岩雕画及青钢武士俑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疆塞人的人种特征,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塞人在中亚古代史研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国外学者对中亚、西亚出土的塞人艺术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新疆塞人艺术品的大量出土和发现,不但填补了新疆早期艺术发展的空白,而且为我们研究中亚与新疆早期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山普拉出土鹿纹缂毛带2山普拉出土鹿头纹缂毛带3苏联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壁挂图12山普拉出土树叶纹缂毛坐垫年西夜美术网络课开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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