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邱江宁1314世纪l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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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江宁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元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摘要：13-14世纪期间，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行动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将海、陆丝绸之路大范围贯通，欧亚大陆上并存的几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认知情形大为改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由传统汉族为中心的小中国转变成多民族、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也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为世界所广泛认知与认同。本文认为，围绕中国的名称定义、疆域范围、文明程度等内容，世界几大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名到实，从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表达走向民间的、世俗的表达。正是借助丝路拓通的现实基础，“中国形象”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饱满而富于活力。

关键词：13-14世纪海、陆丝绸之路中国形象欧亚文化圈世界认知

“丝绸之路”的说法，最早来自19世纪（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著作《中国》一书的定义，乃指中国与中亚、印度等古代西域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又将丝绸之路拓展认为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而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路和陆路两道；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初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综合历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与定义，“丝绸之路”可泛指古代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区域与道路，它实际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等社会区域，而来往于这片交通网络的人们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北将军等等，这些来往的人们赋予了“丝绸之路”丰富的意味。

13-14世纪期间，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活动为他们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国，其境土横跨欧亚，东起今太平洋之滨，西达东地中海，南邻印度，西接伊斯兰、基督教世界，欧亚大陆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即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在开疆拓土的同时，蒙古人对海、陆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功不可没。藉由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蒙元时代实现了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法国学者莱麦撤认为，道路的畅通使得各民族人员的往来迁徙变得便宜直接：“蒙古人西征，将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西征最大结果，即使全体民族，使之互换迁徙”，不同文化圈的人们藉由海、陆丝路的大范围拓通，来往于蒙古大汗驻跸和统治的区域，从而在相互交流与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形象”的世界性输出也可以说在13-14世纪电子化时代到来之前进入一个巅峰时期。

一、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大范围拓通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交流

13-14世纪期间，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率领下，蒙古人抱持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暴力理想，试图将“日出日没”处，凡是“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尽看做长生天对成吉思黄金家族的赐与。这种没有边界意识的愿景在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中，“消失的国家超过20个……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50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也将东、西方丝绸之路多方位地拓通。

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的丝路拓展成绩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交流。对于13世纪的世界而言，蒙古高原的统一和蒙古国的建立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蒙古高原的统一意味着草原上的各部族融合形成全新的蒙古民族，蒙古逐渐成了混杂着众多‘有毡帐百姓’的庞大群体，所谓蒙古有七十二种，“蒙古一名即概括了众多的北方游牧部落”。而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则使得“东起兴安岭西达阿尔泰山约公里，北接贝加尔湖，南抵沿中国长城（按：陈得芝注认为，应该是金朝长城）的戈壁沙漠南缘约公里”的蒙古高

原上的各个势力分裂的氏族联结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蒙古国建立之后，帝国相继向东、向西扩张。向东：从年起对西夏发动了五次攻战；从年起，对金朝发动—、—两个个阶段的蚕食侵掠之战。向西：自年开始，逐步令蒙古西部的区域诸如哈剌鲁部、西辽、花剌子模、吉利吉思、康里等政权所辖之境并入帝国的版图。

就丝绸之路的拓通而言，蒙古人的东拓西征使得波斯道与中国联通。帝国的驿站在原辽、金的驿站基础上从帝国的东北部向中亚区域密集地铺设开来，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颁布的札撒”一节写道：“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个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蒙古国学者认为，“蒙古高原广阔的山地草原构成世界两大文明区，即中亚绿洲文明区和从多瑙河延伸至中国长城的欧亚草原文明带的一部分。很久以来，蒙古高原就处于世界交通的交叉口。两条大动脉，即伟大的丝绸之路和又叫草原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走廊，将蒙古高原与东西文明中心地区连接起来”。而蒙古对中亚区域的征服，使得中亚区域的回鹘、穆斯林成为伊斯兰文明和汉文明成就的中介者，这些人群也借助蒙古人的征略而在更广袤且不受阻碍的区域上享受贸易与交通的便利。更值得指出的是，蒙古人在灭掉位处中亚的西域大国花剌子模国后，最大程度地推动了13-14世纪的西域人东迁，马建春在《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中所指出，“蒙·元时代西域人的大量东迁，不仅导致了西域人在中土聚合高潮的出现，而且大大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构成，并促成了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就文化的交流而言，西域人的大规模东迁也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与中国的交流与融汇。

其次，窝阔台汗时期的丝路拓展成绩及与基督教文化圈的交流。在成吉思汗征略天下的进程中，其第三子窝阔台居功甚大。与父辈的功绩相比，窝阔台一生的征略主要体现于灭金和长子西征，同时还包括继承父亲未竟的灭西夏扫尾工作。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不久，西夏灭亡；年，金朝灭亡。灭金的结果使得蒙古人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年，窝阔台又组织发动由拔都率领的蒙古第二次西征。战争从年春蒙古军队集结完毕，向西推进开始，直至年窝阔台去世，以15万之众横扫欧亚，从保加尔边境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东岸，一路战胜了保加尔、钦察、罗斯、波兰、匈牙利，并攻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近郊。西征的结果，蒙古的版图从太平洋至亚得里亚海,从北冰洋到波斯湾。

就丝路建设的情形且较之乃父的贡献而言，窝阔台时代发动的第二次西征，蒙古军经撒莱、里海和咸海北，征服了斡罗思和钦察人，不仅将波斯道和钦察道这两条道路建设成为当时重要的陆上国际干道，而且还在统治范围内建立完善的驿站制度。这些拓通的驿路在蒙古大军征略之后，又“开放给商人、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年，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卡宾尼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看到：出席大典的不仅有蒙古贵族和各汗国的使团，还有“中原地区的官员，突厥斯坦与河中的长官马忽惕，呼罗珊的异密阿儿浑，伊拉克、鲁尔、阿塞拜疆与设立汪等地的异密。罗姆素丹鲁克那丁，格鲁吉亚的两个争王位者大卫?纳林与大卫?拉沙，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弟森帕德，毛夕里素丹巴得拉丁鲁罗之使者，巴格达哈里发派遣的大法官法赫鲁丁，法尔斯与起儿漫的使臣，阿剌模忒易司马仪派教主阿老丁和库希斯坦派来的使者，甚至还有法兰克的使者”，从卡宾尼开始，基督教文化占主流的西方与东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的情形越来越频繁。

其三，蒙哥汗时期的丝路拓通情形与印度文化圈的交流。在蒙哥汗的规模经略之下，发动了对南宋、大理以及西亚的征略活动。蒙哥即位第二年，年即令其二弟忽必烈率大军远征大理，年令三弟旭烈兀率军攻打西亚地区。年，蒙哥本人亲率大军攻打南宋，等等。西征军拓疆几万里，先后攻取波斯南部的卢尔人政权，再攻灭波斯西部的木剌夷国，再灭阿拔斯王朝，灭亡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攻占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在东路军与南宋的交战中，南宋辖下的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也被蒙古人攻占。到年蒙哥去世之际，蒙古帝国的疆域由东滨于阿姆河，向西临于地中海，向北界至里海、黑海、高加索，往南至波斯湾，亚欧大陆首次在一个游牧汗国的控制下被联结为一个整体，对于之前时代人们“所谓勒燕然、封狼居胥，以为旷世稀有之遇者”，现在却可以“单车掉臂，若在庭户”了。而就丝绸之路的拓通成绩而言，西亚及西南丝绸之路得以拓通和兴盛。缘西南丝绸之路的兴盛，元朝中国与印度文化圈的交流也得到发展。据《元史·地理志》称，忽必烈括大理后，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所辖区域实际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贵州二省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四个国家的各一部，这使得以印度文化为主导的东南亚区域与蒙古辖境的人民有以加深往来。

最后，元朝的丝路建设成绩与汉文化圈的影响。在蒙古帝国史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史进程中，年蒙古帝国的分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年蒙哥在重庆合州钓鱼山去世，-年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发生持续近五年的争汗之战，尽管战争以忽必烈一方取胜而终结，但蒙古帝国却由此走向分裂。忽必烈在获得汗位后，将征服与统治重心转向汉地及南宋。年，忽必烈朝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汉制国号谓“大元”，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到年统一南宋之后，元朝的疆域“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之前属于辽朝、西夏、金朝、吐蕃、大理以及南宋政权的领土都成为元朝疆域的一部分。此外，高丽、缅甸、安南、占城等国在元朝的征战下，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与之前蒙古国时期相比，在13-14世纪，东亚文化圈在两宋的基础上，延及面更广远。东边是朝鲜、日本，东南是越南，及其以南、以东的东南亚国家，西南包括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西面直达帕米尔高原以东，往北则越过内、外蒙古大草原直达西伯利亚大森林，东北到达外兴安岭内外，汉语写作与习得不仅包括汉族文人，还包括高丽、安南、日本等区域和国家的作者。

另外，趁着忽必烈兄弟争汗，诸王们在选择支持不同阵营的同时，在自己的征服地区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等实际上独立的政权。元朝中国与四大汗国，皆属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的领辖地，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同奉入主中原的元朝为宗主国，与元朝驿路相通。

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与世界格局，13-14世纪世界的海、陆丝绸之路得以多方位拓通，区域与人民之间互联互通的情形臻于鼎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概念的内涵以及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在12-14世纪世界剧变的过程中发生极大变化。对于传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而言，蒙古人的征略以及元朝治下中国的建立，不仅使传统小中国转变成为一个包含蒙古、西域、契丹、女真、吐蕃、西南、汉族等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使得中国被强行带进世界格局的中心，与世界的关联程度前所未有的频繁密切。围绕名称定义、疆域范围、文明程度以及风物繁盛等内容，世界几大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名到实，从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意味走向民间的、世俗的意味，缘于与中国关系的亲疏、远近、依附程度的大小，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呈现出立体、丰富而多元的情形。

二、13-14世纪丝绸之路拓通背景中，世界对“中国”之“名”与“实”的认知与认同

由蒙古人征略世界以及丝绸之路逐步开拓的进程来看，在13-14世纪，“中国”进入世界的视域，是先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精英们开启的。由于蒙古人对中亚、西亚的征服，并在两河区域建立了伊利汗国，缘于其创建者旭烈兀与元朝中国创建者忽必烈之间的兄弟同盟关系，伊利汗国与中国的关系在13-14世纪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友好款切。而伊利汗国统辖区的人们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也远过于之前的任何时期。这个时期，涉及蒙古人以及蒙古治下中国的相关著名作品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丁的《史集》以及伊本·白图泰的《游记》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以政府力量所编辑的正史著作《史集》对于“中国”的认知。《史集》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丁（-）奉旨编撰的官方史著。在编修时，拉施特召集了由蒙古人、中国学者、克什米尔的喇嘛、法国天主教士和波斯人组成的编辑小组，广泛吸收波斯、阿拉伯著作如十三世纪的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额昔儿的《全史》等，成书于年。从该书编撰思路来看，它以蒙古为宗，在叙述蒙古族源、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传记以及伊利汗国历史之外，其世界史部分，“中国”被称作“中华”，《史集》的附篇有《阿拉伯、犹太、蒙古、拂朗、中华五民族世系谱》。《史集》对中国的认知已比较细密，将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华北称作“乞台”，中国华南称作“摩至那”（又作蛮子），比如以下一段非常典型：

在成吉思汗时以及在此以前，汪古惕诸部属于乞台君主阿勒坛汗的军队和徒众之列。[该]部落[q(a）ūm]很特别，但与蒙古人相类似；他们有四千帐幕。尊号为阿勒坛汗的乞台君主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列亦惕，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兀惕古[atkū]，突厥语则称为不儿忽儿合（būrqūrqeh）[这道城墙从女真海岸开始，顺着乞台、至那和摩至那之间的哈剌-沐涟河岸[延伸出去]；这条河的上源，则在唐兀惕和吐蕃地区内。[城墙的]任何一处都禁止通行。起初，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惕部，责成他们守卫城墙。

在这段话中，出现了乞台、至那和摩至那三个关于“中国”的称呼，由文章的上下文以及《元史》关于汪古部的记载：“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时西北有国曰乃蛮”，可以知道，“乞台”是金朝统治的区域及人民，如女真、契丹人等；“至那”是指宋朝统治的汉人；“摩至那”，又名蛮子，则指南宋中国统辖区的南方中国人。而除了对南、北中国区分细致外，缘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的发达，《史集》对地理位置与人口氏族的分布以及道里、路线也力求表达准确。文中的“女真海岸”，从渤海湾起，即满洲海；哈剌-沐涟河岸指黄河，黄河的上源流在“唐兀惕和吐蕃地区”，是蒙古人的说法，即西夏与西藏一带，而金朝让汪古部人所守卫的界墙，位于阴山以北，乃金朝用于防守蒙古人的城墙。《史集》不仅对蒙古族源及形成历史的记述远远丰富于其时的汉籍记载，它对蒙古崛起的周边区域，尤其是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史集》之外，拉施特还组织人员于年编撰了《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大量介绍中国的医学、农学、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技术等。

虽然不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缘于被蒙古征服，进而与中国有密切的互动情形相比肩，不过基督教文化圈也在13-14世纪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启了“西方往东看”的丰富历程。

如所叙述，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对欧洲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为了了解这个游牧民族的进一步战争打算，也期望能尽量阻止蒙古人对欧洲的进攻，从13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欧教皇开始派遣传教士前往蒙古人活动的区域，随着蒙古的分裂不能再组织大规模的世界征略行动以及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稳定，欧洲的商人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中国。据现今留下来关于13-14世纪“东游纪”作品来看，有：（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行纪》、（波兰）本尼·迪克特《波兰人教友本尼迪克特的叙述》、（法）威廉·鲁布鲁乞《东游记》、（西）阿布·哈桑·阿里·伊本·塞义德《马格里布》、（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意）鄂多立克《东游录》、（西）巴斯喀尔《巴斯喀尔遗札》、（意）约翰·阿拉《大可汗记》、（意）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英）曼德维尔《曼德维尔游记》等约计10种著作，数量虽不算多，但实际却反映出这个时期欧洲与中国交流前所未有的频繁。传教士们和商人们对“中国”之“名”、“实”的认知程度，与他们到达中国的区域和停留时间的长短成正比。

年最早出发到达蒙古和林，并在年返回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主教、贝鲁齐亚人柏朗嘉宾（JeandePlanCarpini）(-)，在没有任何东方语言知识，没有翻译，也没有地理图志之类的指南，还缺乏向导的情况下，完成旅行，并写成出使报告《蒙古史》。他交代中国与中国区域及人口分布情形写道：

于是，契丹(Kitai）的强大皇帝被击败了，这位成吉思汗便被拥立为帝。但一直到现在，他们尚未征服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因为它位于海面。

在柏朗嘉宾的表达里，“中国”被他称作“契丹”，包括着北方的金朝政权，也包括南方的南宋政权。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哈剌契丹（Kara-Kitai）”，指的是西辽国的契丹人。柏朗嘉宾之后，传教士威廉·鲁布鲁乞（WilliamofRubruch）、约翰·孟特·戈维诺(JohnofMontecorvino）、鄂多立克(Ordoricofpordenone）、马黎诺里（JohnofMarignolli）、隆如美（AndrweofLouginmeaua）、阿瑟努斯(Ascelinus）以及小亚美尼亚（今土耳其一带）国王海屯等等，都在不同时间由西方到达蒙古人统辖的区域，在形成了基督宗教的第２次入华高潮的同时，也为时人及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东游”纪行作品。在年出发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鲁布鲁乞的《东游记》中，对“中国”名称与方位、范围的描述更具体了一些：

其次是大契丹（GrandCathay），我相信，那里得到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塞雷斯人（Seres）。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被称为塞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塞雷斯这个名称的。我从可靠方面听到，在那个国家里，有一座城市，拥有银的城墙和金的城楼。那个国家有许多省，其中的若干省至今还没有降服蒙古人。在契丹和印度之间，隔着一片海。

鲁布鲁乞的这段对“中国”的表述，在基督教统领的西方文化圈中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因为“他第一个很准确地推测出古代地理学上所称的‘塞里（雷）斯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中国”终于从传奇步入现实。

在元朝一统中国之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及商人，他们对“中国”在“名”与“实”的对应关系更加具体且明白。

我来到杭州城，这个名字义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有十或十二间房屋。也有大郊区，其人口甚至比该城本身的还多。城开十二座大门，而从每座门，城镇都伸延八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都亚威大。所以你可在其中一个郊区一直旅行六、七天，而看来仅走了很少一段路。

鄂多立克对于中国南方城市杭州的清晰描述完全得益于元代世界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以及元朝中国境内大运河畅通的便利。年，鄂多立克开始前往中国的旅行。年他在游历了波斯、印度等地之后，乘船来广州登岸，旅游了泉州、福州，取道仙霞岭至金华，循钱塘江至杭州，又到南京、扬州，沿运河北抵大都。他在大都居住三年，年他取道今内蒙古河套，经陕西、甘肃至西藏拉萨，又经阿富汗喀布尔到大不里士，沿原路回国。鄂多立克关于中国城市的建设规模、人口繁荣以及城市的具体结构，为基督教文化圈具像认知中国夯实了基础。

相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以及基督教文化圈这些异质文化圈对于“中国”的认知会存在“名”与“实”的不对应，而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及印度文化圈所辐射区域的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则可以从认同程度的轻重来考察。在13-14世纪间，东亚文化圈中对元朝认同程度最高的是高丽，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表述恍如国人。除了那些高丽官员、士人、僧侣留存的大量往来元朝境内纪行诗文外，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世纪中叶、流行于高丽的两种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在朝鲜李朝成宗（-）时，朝廷下旨以谚文解《朴通事》，形成《朴通事谚解》，即直到十六世纪初，朝鲜人依旧认为如果要通晓汉语，必须先读通《老乞大》、《朴通事》，作为习得汉语的基础。“乞大”就“契丹”之意，“老乞大”即老契丹，“通事”是对翻译的称呼。而从《朴通事谚解》中的几段对话可以高丽与元朝之间海陆交通的平常便利以及高丽人对于元朝统治身份的认同：

有人问高丽来的赵舍:“几时来了？”

赵舍回答:“昨日恰来到。”又问:“你船路上来那，旱路里来？”答:“我只船上来了。”

船路即海路。由高丽商人与老乡的对话中所涉及高丽与元朝的交通情形，可以看出，元朝与高丽之间海、陆交通非常便利，这种便利渗透于人们的日常认知，人们随口即来。再如以下一段：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你学甚么文书来？

读《论语》《孟子》小学。

你每日做甚么工课？

每日清早晨起来，到学里；师傅上受了文书，放学，到家里吃饭罢，却到学里写仿书，写仿书罢对句，对句罢吟诗，吟诗罢师傅前讲书。

讲甚么文书？

讲小学、《论语》《孟子》。

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

你说的是，各自人都有主见。

你有甚么主见？你说我听着。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别人将咱们做甚么人看？

这两位高丽人的对话很能看出高丽普通民众对于元王朝一统政权的认同以及对汉语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

高丽之外，安南对于元朝中国的认同程度也非常高，尤其是年之后，安南成为元朝的宗藩国以后。作为认同元朝统治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在于，曾任安南陈键幕静海军节度使的黎崱在年前后完成汉文《安南志略》，并进献给元廷，以作为《经世大典》修撰的补充。与黎崱共事的馆臣吴元德有诗记述黎崱叙录《安南志略》并被元廷选用的欣喜：“忆昔天历初，开阁修大典。四方贡书至，此志亦在选。词臣绶敷陈，天子动颜色。黎侯志获伸，彰宪功暴白。当其幕修际，小臣事供给……”。而元朝诸如程钜夫、许有壬、欧阳玄、揭傒斯、吴元德、范梈等馆臣也都对《安南志略》给予认同与肯定。另外，作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国家日本尽管由于元朝发动的几次侵日战争都未成功，两国之间在官方没有往来，但民间的贸易与往来依旧持续，而日本的僧侣及文化高层则继续沿承唐宋以来发展起来的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和研习热情。

此外，江南一统之后，元朝承继南宋的海外遗产，将南海、印度洋纳入王朝发展体系，再加上西域色目对元朝政权的高度依附和认同，到13世纪末，从中国到伊朗、阿拉伯方面的海域以及所经由的海路整体，就进入元朝政权的影响范围之中，推动了这一时期“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马八儿—马尔代夫—索科特拉岛—亚丁航线，经元朝时期东、西方海舶的开辟、经营，已成为印度洋东、西两岸地区海上联系的重要通道，这使得印度文化圈所辐射的南亚、东南亚区域与中国的交往及认同感有以加深。《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载，至元二十三年九月，“马八兒、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兒、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处印度半岛南部的著名岛国马八儿国，缘于其乃通往印度洋西岸两条海道的分航点，与元朝中国的关系尤其密切。马八儿国的王子孛哈里落户中国，马八儿国的宰相不阿里“尽捐其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偕使入觐”，最终定居于泉州，在大德三年（）以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职薨于京师时，元朝政府不仅赐中统宝钞二万五千缗，以驿传负其榇归葬泉州，而且令翰林大臣刘敏中为其撰写墓碑，可谓在元朝极尽生荣死哀。

由上叙述可以看到，13-14世纪海、陆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大范围开通，“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连接着北方的陆上商路和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印度洋海路。当这两条线路同时充分地发挥作用时，特别是当中国处于统一状态，因而成为连接两条线路的‘畅通无阻的沟通媒介’时，世界贸易线路是完整的”，由于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和重要意义，它被其他文化圈的人们认知和认同的程度也大大提高。

三、13-14世纪世界“中国形象”从官方的、宗教的到民间的、世俗的视角转变

如前所述，13-14世纪蒙古人对于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就其初始目的而言，是因为战争、因为生存的需要，但战争过后，被拓通的道路即“开放给商人、传教士”。具体而言，拓通之后的海、陆丝路沿线区域与人民之间相互的经济利益战胜了政治纷争，而频繁的共享物质的流动，使得蒙古人因战争而开辟的路线逐渐转变为商业干道，它们的商业影响范围要远大于它们的军事意义，这个过程中，“中国形象”实质也缘于世界范围内人们之间往来的稀松、平常而在人们的表达视角中逐渐从官方的、宗教的视角向民间的、世俗的层面展开。这种展开可以借助其时人们留下的纪行创作，从道路的便利、市场的繁荣、货物的丰足、政府作为的有效以及人们生活的愉悦等方面来考察。

其一，对道路交通便利印象的感知由官方的层面走向了世俗的层面。由前面论述可以看到，蒙古人特别重视道路和驿站的建设，《元史》于此曾有评价云：“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舘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而世界人们的感知与表述则道路交通所发生的意义由官方层面走向了世俗层面。

在波斯史家波斯史家志费尼在年左右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在“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颁布的札撒”一节中写道：

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处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他们都交给土绵分摊，每两土绵供应一处驿站。如此一来，他们按户籍分摊、征索，使臣用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另一方面，农夫、军队免遭不时的干扰。更有甚者，使臣每年要经过检查，如有缺损，必须由农民补偿。

对于蒙古人的道路和驿站建设情况，志费尼是以官方的视角，从战争需要的急迫性、制度制订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等方面来表述和评估的。而从威尼斯来的商人马可·波罗的表达则非常世俗化、个人化：

大汗又按照他所定的制度，赐给波罗兄弟一面刻有圣谕的金牌。凡持有这种金牌的信使和他的全部扈从，在帝国境内的一切地方，官吏都要保障他们的安全，从一个驿站到到下一个驿站都必须妥善护送，所经过的城市、寨堡、市镇或乡村，都必须为他们提供一切装备、生活必要品和食宿。……大汗赐予的金牌为波罗兄弟的行程带来极大便利，为他们所到之处的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他们一路上所有费用均由地方担负，并派有卫队安全护送。尽管波罗兄弟一行有如此便利的条件，但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天寒地冻、风霜雨雪、洪水泛滥等天气变化常使他们寸步难行、疲惫不堪。

年，跟随商人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出发的马可·波罗一行人向南穿过地中海，再横渡黑海，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又从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岸穿过伊朗大沙漠到阿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再从敦煌经玉门关，过河西走廊，最终于年到达上都。通过马可波罗的这段描述，有关元朝时期的驿站制度和便利程度才真正从官方制度和文书层面落地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层面。即使没有大汗的金牌保障，元朝道路的便利也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便感知。与志费尼写作《世界征服者》之际，蒙古人尚征略不休的情形相比，马可·波罗一行人从当时海、陆丝路拓展的最西端到达位于最东端的中国，可谓路线最长者，却一路平安。这也恰恰印证了志费尼的那段话：“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都向那里进发”，应该说，蒙古人世界征略的行动停止之后，他们因战争需要而开拓的丝绸之路给世俗世界创造了频繁往来和交流的现实基础与实际便利。

其二，市场繁荣、货物丰足是人们从宗教层面向世俗生活层面展开对“中国形象”表述的重要窗口。尽管13-14世纪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为世界上的人们往来中国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也使得“中国形象”借此而通向以欧亚大陆为主的世界，但毫无疑问，不同信仰与宗教的人们在到达中国，并向他们的国人表达“中国形象”时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浸淫于他们表达中的宗教态度和官方立场。尤其值得玩味的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形象”的表述：

中国地区尽管十分美丽，但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由于异教气味浓厚，反而使我心绪烦乱。只要出门，就看到许多不顺眼的事，使我惴惴不安，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外出。如在中国见一穆斯林，便象遇上亲骨肉一般。

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当伊本·白图泰走在13-14世纪世界最繁荣的城市——杭州城里，他其实并不适应，满城的异教徒的气息令他压抑、烦闷。但尽管如此，中国热闹、繁荣的世俗生活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还派他的儿子陪我们去港湾，搭乘游艇一艘，其状如火弹船。长官的公子搭乘另一只船，他携带乐师，他们用中国文，用阿拉伯文，也用波斯文演唱。而公子嗜爱波斯音乐。歌手们演唱一首波斯诗，公子命他们重复多遍，使我于倾听之后，竟熟记无误了。这支歌曲极其委婉动听。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风帆与绸伞，相映生辉。雕舫画艇，十分精致。游船相遇时，乘客多用柑桔、柠檬投报。

伊本·白图泰的表达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在于，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中国人普遍缺少信仰的氛围令他很不适应，但即便如此，杭州西湖夜晚的繁荣景象和曼妙生活还是让他沉迷了。而实际上，13-14世纪带着不同述求来到中国之后的人们，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对中国的表述就非常典型地表现出宗教的、官方的视角向世俗的生活的层面的变化。比如同样写杭州，坚持苦修的鄂多立克：

我来到杭州城，这个名字义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有十或十二间房屋。

作为方济各教士，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虽然信仰不同，但都是虔诚的教徒，他应该也非常不能适应中国城中满城的异教徒气息，所以鄂多立克在描述之际，常常要特意郑重地宣明立场“我，僧侣鄂多立克”、“鄂多立克僧侣”、“僧侣鄂多立克”等等，而即便如此，杭州城市生活的便利、城市的繁荣还有溢于言表。正因为这样，作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可以暂时放开他的宗教立场去观照和表述他眼中的中国城市，“中国形象”也以此显得更为平允且生动许多：

城里除了街道两旁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集贸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长半英里，宽达四十步的城市的主干道从这些广场前通过，笔直地从城市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中间经过许多低矮的、便于通行的跨河桥梁。这些广场彼此之间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方向与主干道平行的大运河，河岸附近有许多石头砌成的宽大的货栈，用来为那些从印度和其它地方来的商人储存货物和财物。由于这些货栈靠近集贸市场，所以便于往市场里上货。在每个市场一周三天的交易日里，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他们可以在市场里买到所有需要的商品。……这里不产葡萄，但是可以买到从外地贩来的优质葡萄干。这里也能买到外地的葡萄酒，但是本地人并不爱喝，因为他们喝惯了用大米配制香料酿成的米酒。……当你看见捕到的鱼数量如此多，也许会担心卖不出去。其实在几个小时之内，这些鱼就能销售一空。因为城里的人口实在太多……这十个集贸市场的四周环绕着高宅闳宇，楼宇的底层是店铺，经营各种产品，出售各种货物，包括香料、药材、小饰物和珍珠等。

在海、陆丝路畅通的背景下，联通全国交通的运河对杭州城的运转意义非常关键，以此，市场上不仅流通着来自印度、中亚、南亚的货物，也将湖中、海里以及城外的各种时鲜带入人们的餐桌。同样是杭州，同样说到市场，说到人烟，马可·波罗站在交通便利设施、物的流通速度与市场繁荣程度等角度来打量杭州，则眼中的杭州城人烟富簇，市场繁荣，尽管这些世俗、热闹的场景可能会让清修的教徒感到心绪烦乱，但却非常富有生活气息与活力。而在大都城中，“所有稀世珍贵之物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汉地各区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被运到这里，以满足朝廷周边大量居民的需要。这里商品的销量之多超过其他任何地方，仅每天运送生丝到这里的马车和驮马的数量就不下千匹。这里还生产大量的金纱织物和各种丝绸”。以下高丽与汉族商人的对话则更具体地展现着官方与宗教不在场的市井鲜活力：

更店主人家引将几个买毛施、帖里布的客人来。

恁这毛施布十一综的价钱，九综的价钱索多少？

十一综的是上等好布，三定（锭）半，没商量。九综的是中等的，两定（锭）半。

这帖里布好的多少价钱？低的多少价钱？

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

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些利钱。俺依著如今价钱，一句儿还恁。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俺不赊恁的。一捡儿与好钞。

引文中提到的小毛施，又被称作耄丝布、苎麻布，用白色苎麻织成，高丽所产毛施布做工精细，品质优良，深受中国市场的欢迎，所以高丽商人带往中国的商品或者高丽士人赠送中国人的特产往往有小毛施。帖里布，也是高丽盛产的以大麻织成的布。高丽商人带着毛施、帖里布在市场交易中的讨价还价情景不仅还原着13-14世纪大都城中世界货物交易的场景，也还原着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背景下，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与便利。

其三，政府作为的有效度和人们生活的平和度成为世界人们表达“中国形象”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标志。必须承认，蒙古人的世界征略给13-14世纪的世界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毁灭，但诚如书写《世界征服者史》的志费尼所表达的那样，起初“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城址变成平坦的原野”，但在统治后期，尤其是征略行动停止之后，在政府作为的有效程度上，蒙古人给世界“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这使得世界上的人们缘海、陆丝绸之路踊跃进入中国，并将中国形象广泛推向世界。缘此，“中国形象”的文明程度以及对于世界的吸引力也大为提高。例如在《朴通事谚解》有对话写到：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

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

这段对话中所谓的“京都驾”涉及元代的两都巡行制度，指的是皇帝由上都回大都的车马队伍，“京都”指上都。元代自忽必烈中统四年（）开始实行大都、上都两都巡行制，皇帝每年三月间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大约八、九月间回到大都。由于“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两都巡幸行为对民众的滋扰甚大，后来政府便决定推迟回京，等稼穑之事结束后再回京，《元史》载英宗事云：“车驾驻跸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蒙古皇帝推迟了从上都回大都的时间，这对于其时世界上前往中国朝觐蒙古皇帝、到中国做生意的人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意味着人们的行动、步趋可能要重新规划。引文中两位高丽商人的对话，蒙古皇帝回大都的时间就是他们对话的重要背景，这也可以看出蒙古皇帝的作为对于人们生活便宜和愉悦程度的影响。

特别值得探研的是世界人们对蒙古人统治和管理下，市场流通的纸币的描述。鲁布鲁乞描述纸币写道：

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之宽，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汗印玺上的条纹相同。

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

每张纸币不仅要有许多特命的官员的签名，而且还有他们的盖章。经过所有这些官员的手续后，最后由陛下委任的一名掌管玉玺的总管将玉玺沾上朱砂盖在纸币上，于是在纸币上印下一方朱红色的御印。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处理后，纸币便获得了流通货币的职能。任何伪造纸币的行为都是犯死罪。这种纸币大批印制后，便流通于大汗所有的领土上，没有任何人胆敢冒着身家性命拒绝使用这种纸币……对于这种货币，商人们不会拒收，因为大家已经看到，商人们也可以用这种纸币来购买商品，即便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他们本国不流通这种纸币，他们也可以将它换成适合他们本国市场的各类商品。任何人手里的纸币如果因长久使用而破损了，他们可以将旧钞拿到造币厂，只需要支付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换取新钞……纸币和金银一样是有价值的。

鄂多立克也在纪行中描述人们用纸币来交税的情形：

人们从他们的君王那里得到诏旨称：每火每年要向大汗交纳一巴里失(balis)，即五张像丝绸一样的纸币的赋税，款项相当于一个半佛洛林(florin)。他们的管理方式如下：十家或十二家组成一火，以此仅交一火的税。

在13-14世纪，纸币发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市场流通和缴税的便利，更在于它本身就体现着其时最高技术的结晶，它的制作与发行包含着其时只有中国才具有和设计得出的造纸术、印刷术、防伪程序以及金融市场规律的运用，等等。而在传教士与商人们的描述中，货币的制作、流通以及各个环节的机制保障等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作为的有效度，所有技术手段的使用以及人们对技术的安享程度得益于政府功能运行的正常和有效。正如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所表述的那样：“此邦的百姓都是商人和工匠。而且，不管怎么穷，只要还能靠双手为生，就没有人行乞。[但那些沦为贫乏穷困者受到很好地照顾，给以必要的供给。]”，鄂多立克的描述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作为的有序和有效对于其时人们生活安适状态的保障。

综上所述，如果说13世纪初，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用非常野蛮、暴力的方式为东、西方世界的人们打通了相互认知的道路的话，那么，14世纪中国社会的繁荣富庶、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与便利以及文明程度也一定意义上弱化了世界对蒙古人粗莽野蛮、孔武不经形象的感知。就这个意义而言，诚如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所认为：“蒙古人既没有打造具有战略性的贸易枢纽，也没有为世界经济提供独特的工业生产力，更没有发挥转运功能。然而，他们却营造了一个风险很少，保护费用低廉的有利环境”，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国形象”也在这个时期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饱满而富于活力。

文章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年第4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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